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2018年那个阴雨天,答应替表哥阿伟去新北市立殡仪馆顶夜班。那件事之后,我辞掉了原本的工作,搬离了新北市,至今不敢在午夜后出门,更不敢听见焚化炉启动的轰鸣声——有些恐惧,会像炉灰里的余温,一辈子烙在骨头里。
表哥阿伟在殡仪馆做遗体运送调度,干了五年,平时总跟我讲些殡仪馆的禁忌:午夜后别单独走停尸间走廊,接运遗体时不能回头看,焚化炉没冷却前不许议论逝者。我总笑他迷信,直到亲身经历了那件事,才知道有些规矩,是用命换来的。
那天是周三,台北大雨下了整整一天,傍晚时雨势渐小,变成了黏腻的毛毛雨。阿伟突然打电话给我,声音透着焦急,说他女儿急性阑尾炎住院,让我去殡仪馆替他值一晚夜班,主要负责配合焚化组,处理夜间临时送来的遗体,活儿不重,就是熬时间。我当时刚失业,手头拮据,阿伟说给我两千块夜班费,我没多想就答应了。
殡仪馆在市郊的山脚下,周围除了一片墓地,就是荒无人烟的农田。我骑着机车过去,越靠近越觉得阴冷,明明是初夏,却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大门旁的路灯是老式的黄光灯,光线昏黄,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映出斑驳的影子,像有东西在蠕动。门卫室的老张头我见过几次,他看到我,皱了皱眉,递给我一件深蓝色的制服:“阿伟跟我说了,你穿这个,别乱走。记住,十二点后,焚化炉那边除了李师傅,别跟别人搭话,也别进三号炉的工作间。”
“为啥啊?”我接过制服,随口问了一句。
老张头往嘴里塞了根烟,点了好几次才点燃,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有些模糊:“别问,照做就行。这地方邪门,尤其是三号炉,十年前出过事,之后就没安生过。”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晚上不管听到啥声音,别好奇,待在调度室里,有人送遗体过来,你登记一下,通知李师傅就行。”
我当时只当他是吓唬人,没往心里去。换上制服,我跟着老张头走进殡仪馆主楼,走廊里静得可怕,只有我的脚步声和雨声交织在一起。调度室在一楼西侧,紧挨着停尸间,透过窗户能看到一排排冷藏柜,像极了超市的冰柜,只是里面装的不是食物,而是冰冷的躯体。
晚上十点多,雨又大了起来,砸在窗户上噼啪作响。调度室的电话突然响起,铃声尖锐,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我接起电话,对方声音低沉,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异,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新北市立殡仪馆吗?有一具遗体要火化,现在送过来,指定用三号炉。”
我愣了一下,想起老张头的话,连忙说:“不好意思,三号炉好像坏了,能不能用其他炉子?”
对方沉默了几秒,声音突然变得阴冷:“必须用三号炉,这是逝者的遗愿。我们已经跟你们主任打过招呼了。”说完,不等我回应就挂了电话。
我心里犯嘀咕,给阿伟打了个电话,想问清楚情况,可电话那头一直是忙音。这时,焚化组的李师傅敲门进来了。李师傅快六十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眼神却很锐利。他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看了看我:“刚才是不是有电话,说要送遗体来,指定三号炉?”
我点点头:“是啊,他说跟主任打过招呼了。”
李师傅皱了皱眉,喝了口热水,脸色有些凝重:“主任今天休假,手机关机。这事儿不对劲。”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雨幕,“三号炉十年没启用了,当年就是因为烧错了人,之后就一直出怪事,后来就封了。”
“烧错人?”我好奇地追问。
李师傅叹了口气:“十年前,有个富商去世,他家人想土葬,但当时规定必须火化,就找了个流浪汉,灌醉后冒充富商送去火化,用的就是三号炉。结果火化的时候,炉子里传出惨叫声,之后那富商的家人没一个好下场,不是车祸就是重病,负责烧炉的师傅没过多久就疯了,说总看到一个浑身焦黑的人跟在他身后。”
我听得心里发毛,刚想说话,外面传来了汽车引擎声。李师傅脸色一变:“来了,你别出去,我去看看。”
他拿着伞出去了,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见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停在门口,没有牌照,车身被雨水冲刷得发亮。车上下来两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身材高大,面无表情,脸色白得像纸。他们打开后备箱,抬出一口黑色的棺材,棺材不大,看起来很沉,两人抬着都有些吃力。
李师傅跟他们说了几句,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李师傅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还是挥了挥手,示意他们把棺材往焚化区抬。我按照流程,在登记本上记录:夜间十一点十五分,接收无名遗体一具,指定三号炉火化。登记的时候,我发现那两个黑衣人没有提供死亡证明,也不肯留下联系方式,只说“相关手续后续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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