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市场2
年轻一代中也有分歧。虎子支持商业化:“机会难得!咱们村一直说要创新,这不就是最前沿的创新吗?记忆保存技术可以帮到很多人,同时创造经济价值,有什么不好?”
但秀兰的女儿、二十岁的林溪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记忆修复’做成产业,那村里谁有资格提供记忆?只有老康爷爷、根叔公他们吗?那些不善言辞的、记忆不那么‘精彩’的老人呢?他们的记忆就不值钱吗?还有,定价怎么定?一个温馨的家庭故事值一百,一个悲惨的励志故事值一千?这是不是一种……记忆的不平等?”
最深的担忧来自尹晴。她看到的是整个村庄生态可能发生的质变:当“保存和售卖记忆”成为新的经济引擎,村庄的重心会不会从当下的生活,转向对过去的挖掘和包装?村民们会不会开始“表演记忆”甚至“制造记忆”以适应市场需求?那些真实的、琐碎的、不具戏剧性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因为“商业价值不高”而被边缘化?
投资人第二次来访时,带来了更具体的方案:成立“溪云记忆科技有限公司”,溪云村以品牌和现有数字资产入股,占30%;投资方出资占70%,负责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和全国连锁扩张。预计第一年即可实现盈利,三年内开设二十家城市体验店。
方案摆在桌面上,像一份诱人又沉重的契约。
那一晚,尹晴彻夜未眠。她走到“地脉聆听馆”,地下泉水的汩汩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她想起老余的批判、林星回的“中间地带”、溪月的边界之争、老康的归来、以及大地本身的声音。每一次外来冲击,都在迫使溪云村更深入地审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去向何方?
这一次的问题更加根本:当记忆本身可以标价出售,一个村庄的灵魂该如何定价?
第二天,尹晴召集了一个特殊的会议,参与者包括老康、根叔、陆远舟、林溪、虎子、秀兰,以及那位投资人。会议地点不在村委会,而在老康家院子里的枣树下。
尹晴开门见山:“今天我们不投票,不做决定,只做一个思想实验。”她转向投资人,“王总,假设我们接受了您的方案。五年后,溪云村会是什么样子?”
投资人眼睛一亮,开始描绘:“五年后,溪云村将成为‘中国记忆保存与修复第一村’。这里会有最先进的数字记忆实验室,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客户会来这里定制他们的记忆场景。村民中,有记忆讲述师、记忆采集师、记忆场景设计师等新职业。我们会有‘记忆节’、‘记忆论坛’,相关产业链——住宿、餐饮、文创——都会蓬勃发展。村民收入至少翻两番。”
“那么,”尹晴问,“五年后,一个普通的溪云村傍晚,会是什么样?”
投资人顿了顿:“傍晚……忙碌了一天的记忆工作者们下班休息,游客们在体验中心排队等待夜场VR体验,民宿和餐馆灯火通明……”
“孩子们呢?”林溪突然问。
“孩子们……当然在学校好好学习,将来可以继承这份事业,或者出去深造。”
“他们还会在晒谷场——现在是文化广场——上玩吗?还会听老人讲那些没有录音、没有定价的故事吗?还会不会因为一个故事不好听而跑开,因为另一个故事太吓人而捂耳朵?”林溪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
投资人沉默了。
老康缓缓开口:“我孙子在城里上学,上次回来,让我给他讲个故事。我讲了,他拿着手表录音,说要交给老师当作业。我说你不用录,就听。他说不行,老师要检查录音。他听故事的时候,眼睛一直看手表上的录音进度条,不是看我。”
院子里只有风吹枣树叶的沙沙声。
尹晴看向陆远舟:“远舟,你做这个项目的初心是什么?”
陆远舟沉默良久:“最初……是想用技术保存即将消失的东西。想让更多人,包括我自己,理解我们从哪里来。但后来,看到那么多人的需求,看到技术可以带来的安慰,还有商业的可能性……我有点迷失了。”
他抬起头,眼神里有困惑,也有挣扎:“但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技术带来的慰藉就不如‘自然的’慰藉?如果一个失去亲人的人,通过数字场景感到一丝安慰,这难道不是善事吗?如果我们能把事情做好,为什么不扩大规模,帮到更多人?”
“问题在于,‘做好’的标准是什么?”根叔磕了磕烟斗,“是让客户满意付钱?还是真正尊重记忆本身——包括它的模糊、矛盾、不完美?”
投资人插话:“各位,我理解你们的情感。但商业就是商业,它有自己的逻辑。你们可以提供高品质的、有伦理的‘记忆服务’,定高价,服务小众。但那样规模有限。如果想做成产业,惠及更多人,就必须标准化、规模化,就必须考虑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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