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门槛上坐下,门槛被磨出了深深的凹痕,不知道是多少双脚、多少年月的成果。
“这里,”他拍了拍门槛,“这才是我的溪云村。”
尹晴在他身边蹲下,没有说话。
“我不是说现在的新村不好,”老康看着破败的屋子,“它漂亮,干净,方便,能让年轻人留下,能让老人活得有尊严。这很好,真的很好。”
他停顿了很久。
“但我回来了,想找的不是这个。我想找的是那个下雨天屋顶会漏、冬天窗户会灌风、但每天早上会被鸡鸣叫醒的村子。我想找的是那个我父亲劈柴、母亲做饭、弟妹哭闹的院子。我想找的是那个我拼命想离开、离开后又拼命梦见的地方。”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尹晴听出了底下汹涌的暗流。
“可那些东西没了,”老康继续说,“不是被拆了,就是被改造了,或者被‘保护’起来了,放在玻璃罩子里,贴上标签,成了展品。我回来了,但我的溪云村没回来。它成了一个美丽的琥珀,我在外面看着,在里面找自己的影子,但影子被固定住了,动不了。”
尹晴感到一阵刺痛。她想起林星回说过的“感知地图”,想起老余说的“被遮蔽的”,想起溪月带来的“边界之争”。现在,老康带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个地方为了“变得更好”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那些与旧面貌共生的人的记忆和情感,该何处安放?
“康叔,”她轻声说,“您愿意……把您记忆里的溪云村画出来吗?或者写出来?任何形式都可以。不是作为展品,而是作为……作为另一种版本的故事,和现在的溪云村并存。”
老康看着她,眼神复杂。“并存?怎么并存?游客来看光鲜的新村,谁会在乎一个老头记忆里的破村子?”
“也许有人在乎。”尹晴说,“也许有些人,想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典范,而是一个有皱纹、有伤疤、有温度的生命历程。”
那天之后,老康开始在村里走动时,多带了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他画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村口的老磨坊,如今是停车场的一角;西头的晒谷场,现在是文化广场;南坡的柿子林,现在是民宿区。
他画得很笨拙,线条歪斜,比例不准,但每一笔都带着记忆的重量。他不仅画场景,还在旁边写小字注解:“磨坊的王瘸子,右手缺三指,但磨豆腐全村最好”、“晒谷场夏天傍晚最热闹,孩子们捉迷藏,大人们聊天”、“柿子林的柿子树,第三棵最甜,我们总是第一个去偷”。
这些画和文字,起初只是老康个人的寄托。但有一天,他在祠堂前的石阶上画画时,被几个来写生的美院学生看到了。
“爷爷,您画的是什么?”一个女孩好奇地问。
老康指指眼前的石板路和仿古路灯,“这里原来是土路,下雨全是泥。路两边是各家的篱笆,篱笆上爬着扁豆和牵牛花。夏天的晚上,大家搬着小凳子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讲鬼故事。”
学生们围过来,看他本子上歪歪扭扭的画和密密麻麻的小字。他们发现,这个老人笔下的溪云村,和他们看到的、画下的完全不一样,但似乎更有一种粗犷的生命力。
“爷爷,我能拍您的画吗?”
“您能讲讲这口井的故事吗?”
“这个消失的打铁铺在哪里?”
老康被年轻人的热情弄得有些无措,但慢慢地,他开始讲述。不是作为“成功典范”的讲解员,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又离开又归来的老人,讲述他记忆里的村庄。
消息传开,来找老康的人多了起来。有游客,有研究者,有村里好奇的年轻人,甚至有几所学校组织学生来“听康爷爷讲过去的溪云村”。老康的小本子不够用了,尹晴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画板和更多的纸张。
他画得越来越熟练,讲述也越来越流畅。但他坚持一点:不美化过去。他说过去的贫穷、不便、争吵、苦难,也说过去的温暖、互助、简单和快乐。他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矛盾的、活生生的村庄,而不是一个浪漫化的怀旧对象。
三个月后,在尹晴的提议下,村委会决定在文化展示中心开辟一个新的角落:“时间的溪云——个人记忆与集体变迁”。这里陈列着老康的画作和文字,配上录音(他讲述的声音),以及一些从旧物仓库里翻找出来的老物件:一个生锈的镰刀头,一个破了的陶罐,一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分簿。
展览说明上写着:“这是一个人的记忆地图,也是一个村庄消失的风景。它不替代当下的溪云,只是与它并存,提醒我们:每一次向前,都伴随着告别;每一次新生,都根植于旧土。”
展览开放那天,来了很多人。老康躲在角落里,看着人们在他的画前驻足、倾听、讨论。他听到一个年轻村民对同伴说:“原来这里以前是这样的……我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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