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秋风一起,歙县的天便像漏了似的,雨再也没个停歇。不是夏日那种狂暴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雷阵雨,而是绵密、阴冷、无休无止的秋汛。天空终日铅灰,雨丝细如牛毛,却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湿网,将整个县城连同周边的山野,都笼罩在一片令人心烦意乱的潮气里。
“红色记忆·徽州足迹”项目的户外施工和部分现场勘察,被这该死的秋汛彻底拖住了脚步。原定的路线标识安装、几处旧址的环境清理和简易布展,都不得不无限期推迟。工棚里积了水,运材料的山路塌了方,就连去一些偏远的点做补充调研,也变得异常艰难,车轮陷在泥泞里是常事。
进度汇报会上,文旅局分管副局长的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敲着桌子强调:“这是政治任务!献礼项目!时间节点是硬杠杠,雷打不动!天气困难?克服!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要看到进度,实实在在的进度!”压力层层传导,最终沉沉地压在具体执行者头上。
何炜感到刚刚得到不久的那点“喘息之隙”,正在被这无边的雨和上级的焦灼迅速吞噬。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似乎都带着火气。老钱一天找他两三回,追问应对方案,话里话外提醒他“这个项目是你牵头负责跟进”。他知道,自己那点尚未洗刷干净的“前科”,让他在这种时候更加如履薄冰,任何延误都可能被重新拿来审视。
与苏晴那边的沟通,也因此变得更加频繁和……紧绷。电话、邮件、即时通讯软件,几乎每天都要就各种突发状况和调整方案进行对接。因为户外作业停滞,大量工作转向了室内,宣传片脚本的细化、展览大纲的打磨、线上内容的策划,这些需要双方密切碰撞的环节被提到了前面。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在一起”工作——虽然多数时候仍是隔着网络或会议桌。
局里催得急,最后竟下达了一个有些强硬的“建议”:为加强沟通效率,确保项目核心构思不走样,建议双方牵头人员集中办公一段时间,地点就定在文旅局腾出来的一间小会议室。
于是,何炜和苏晴,被这秋汛和政令,不由分说地推入了一个更为封闭、接触更为密集的空间。
小会议室在文旅局老办公楼的三楼,朝北,窗外是一棵叶子正在变黄凋零的梧桐,更添萧瑟。房间里堆着一些旧资料,空气里有灰尘和旧纸张的味道。两张办公桌拼在一起,面对面放着,旁边立着一块白板,上面已经写满了项目的时间节点和待办事项。
第一天走进去,两人都有些微妙的尴尬。空间太小,距离太近,连对方翻动纸张的声音、敲击键盘的节奏、甚至呼吸的轻微变化,都清晰可闻。苏晴依旧穿着那身标志性的深色职业装,但外面加了件薄薄的米白色开衫,似乎也抵挡不住这朝北房间的阴冷。她坐下后,先是仔细擦拭了自己的桌面和电脑,然后将水杯、笔记本、几支不同颜色的笔,一一摆放在固定位置,动作一丝不苟,带着一种用秩序对抗混乱和不适的意味。
何炜在她对面坐下,尽量让自己的动作显得自然。他打开电脑,连接电源,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掠过她低垂的眉眼。她似乎瘦了些,下巴的线条更尖了,眼底有淡淡的青色,即使扑了粉也遮掩不住。是因为项目压力?还是……别的?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被他强行掐断。他不该,也不能再去探究她的私人状态。
工作很快展开。讨论,争论,妥协,再推进。白板上的字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因为面对面,许多原本可以稍作缓冲的歧见,变得直接而锐利。何炜坚持某些历史细节必须准确,哪怕显得刻板;苏晴则强调传播需要提炼和转化,过于琐碎会影响受众感知。两人都带着压力,语气有时难免生硬。
“何主任,如果每一处牺牲人数、每一次会议时间都要像考据论文一样精确,我们做出来的不是旅游路线,是地方志索引。”在一次关于某处战斗遗址介绍文字的争论中,苏晴抬起眼,目光直视何炜,镜片后的眼睛里有清晰的不耐。
“但这是底线,苏科长。”何炜迎着她的目光,声音低沉却坚持,“红色记忆,首先是对历史的尊重。我们可以用生动的方式讲述,但不能为了生动而模糊甚至篡改基本事实。这是原则问题。”
“原则是导向正确,传播有效。”苏晴毫不退让,“你那种写法,只会让游客觉得枯燥,达不到教育和感染的目的。我们要的是精神的传递,不是数据的罗列。”
气氛一时僵持。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更衬得室内的寂静令人难捱。两人都意识到彼此的坚持有道理,但谁也不愿先让步,仿佛先让步就意味着在这场无形的角力中输了什么。
最终,是文旅局一位科长推门进来送资料,打破了僵局。两人各自收回目光,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但那种紧绷感并未消散。
集中办公意味着一起午餐。通常是在文旅局食堂,或者附近的小店。吃饭时,话题也离不开工作,但气氛会比在会议室稍缓和一些。何炜注意到,苏晴吃得很少,胃口似乎不好,总是很快放下筷子。有一次,她接了个电话,走到走廊远处,声音压得很低,眉头紧锁,回来时脸色更苍白了几分,但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喝了几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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