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的县衙,通常是个很清闲的地方——只要没闹出人命,没扯上士绅,知县老爷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次,胡里长送来的东西,让知县不得不睁大两只眼了。
东西有两样:一份是胡里长亲笔写的“匪情急报”,措辞凄惨,说北山贼寇已聚众数百,攻城掠寨,杀官伤民,再不剿灭恐成大患;另一份,是那张从祠堂墙上揭下来的《告北山父老书》抄本。
知县姓钱,举人出身,当知县三年,最大的政绩是修了半条永远修不完的水渠。他拿起那份告示抄本,看了几行,眉头就皱起来了。
“只抢恶霸,不扰百姓?”他冷笑,“贼寇也学会收买人心了?”
旁边的刘师爷凑过来,低声道:“东翁,此事恐怕不简单。寻常土匪,杀人越货便是,何须写这些?这伙人……怕是读过书的在里头。”
钱知县把告示扔在案上:“胡家怎么说?”
“胡里长愿意出粮五百石,钱三百两,作为剿匪军需。只求县衙派巡检司弓兵助阵。”
“他倒大方。”钱知县捋了捋胡子。五百石粮,三百两银,不是小数目。更重要的是,胡里长肯出这笔钱,说明这伙山贼确实威胁到他了。
刘师爷继续道:“胡里长还说,若剿匪成功,愿再出二百两,重修县学。”
这话说到钱知县心坎里了。重修县学是政绩,能写进考功簿的。
“巡检司那边……秦巡检能出多少人?”
“弓兵八十,都是见过血的老卒。另有刀牌手二十,可凑足百人之数。”
百人剿匪,在这地方算大阵仗了。钱知县沉吟片刻:“告诉胡里长,粮饷他出,军功县衙报。但有一条——剿匪要快,要干净,不能拖到开春。开春要征辽饷,没工夫耗在这事上。”
“东翁英明。”刘师爷躬身退下。
三天后,巡检司的秦巡检接到了调令。
秦巡检是个世袭武职,四十来岁,一脸横肉。他看了看调令,又看了看胡里长送来的五十两“劳军”银子,咧嘴笑了:“百人对付几个泥腿子,跟玩儿似的。”
但他手下的弓兵队长王把总提醒道:“秦爷,听说那伙人不好对付。胡家前两次都吃了亏。”
“那是胡家养的那些废物。”秦巡检不屑,“咱们是正经官兵,有弓有甲,列阵而战,泥腿子拿什么打?拿锄头?”
话虽如此,他还是点了八十个最精壮的弓兵,又凑了二十个刀牌手。装备也挑最好的:弓是制式开元弓,虽然旧但能用;箭每人配三十支;刀牌手有皮甲,弓兵有棉甲。这阵容,在陕北剿匪史上算豪华了。
出征前,胡里长在胡家大院摆酒。秦巡检大马金刀坐在上首,胡里长亲自敬酒。
“秦巡检此次出马,定能马到功成!”胡里长满脸堆笑。
秦巡检一口干了酒:“胡老爷放心,百人官兵剿几十个毛贼,手到擒来!只是这山路难行……”
“好说好说!”胡里长立刻道,“我派二十个熟悉山路的家丁带路,再出三十民夫运送粮草辎重!”
酒足饭饱,秦巡检带着一百官兵、二十家丁、三十民夫,浩浩荡荡出了县城。队伍前面打着“靖匪安民”的旗号,倒也威风。
消息传到北山时,星火营正在扩建地窖。
王五是从山下那个私塾先生那儿得到的消息——先生偷偷托人送了口信,说官兵已发,百人之众,三日内必到。
议事堂里,气氛凝重。
“一百官兵……八十张弓……”孙寡妇脸色发白。她不怕拼命,但知道弓箭的厉害。
周木匠拄着拐,忧心忡忡:“咱们的棚屋挡不住箭,地窖还没挖好……”
陈元在石板上快速计算:“百人官兵,日耗粮至少三石。胡里长出五百石粮,够他们耗三个月有余。这是要……长期围困啊!”
李根柱一直没说话。他走到那张简陋的山势图前,看了很久。
“他们什么时候到?”
“最迟后天。”王五道。
“走哪条路?”
“应该是从东面上山,那边路宽,能走车马。”
李根柱点点头,忽然问了个奇怪的问题:“秦巡检这人,贪不贪?”
王五一愣:“贪!听说克扣军饷是常事,还倒卖军械……”
“好。”李根柱眼中闪过一丝光,“孙队长,你带战兵队,今天开始加练山地奔袭和埋伏。周队长,工兵队把所有陷阱材料搬到东面山道。陈先生,后勤队准备十天干粮,分装好。”
他顿了顿:“王副队长,你带两个人,今晚下山,找那个私塾先生再帮个忙……”
“什么忙?”
李根柱压低声音说了几句。王五眼睛慢慢睁大,最后重重点头:“俺明白了!”
散会后,李根柱独自站在了望台上,望着东面的山路。
一百官兵,八十张弓。
这是星火营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但危机,有时候也是机会。
他想起《告北山父老书》贴出后,山下百姓偷偷送来的那袋红薯。
人心,已经开始向着他们。
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一百官兵,成为星火营最好的“广告”。
远处,孙寡妇的吼声传来:“都听好了!这次来的不是乡勇,是正经官兵!怕死的现在滚蛋!不怕死的,跟俺练到死!”
没有人滚蛋。
五十多双眼睛,在寒冬的北风里,燃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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