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五皇孙朱由检因百日抓周的“惊人”表现,而在紫禁城后宫之中掀起一阵不大不小的“妖孽”疑云,引得皇后亲自出面斡旋之际,这大明朝的前朝,也同样是暗流涌动,风波迭起。
时值万历三十九年,岁在辛亥。这一年,恰逢六年一度的京察之年。
京察,乃是考核在京各衙门官员政绩、品行的大计,其结果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升迁、罢黜乃至身家性命,历来是朝野关注的焦点,也是各方政治势力角逐的重要战场。
而此时的大明朝堂,党争之风已然愈演愈烈。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人,在朝野之间声望日隆。他们标榜清议,品评人物,对朝政多有指责议论,言辞犀利,锋芒毕露。尤其是对于一些他们认为“品行不端”、“尸位素餐”的官员,更是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
这其中,便连那些素来以“直言敢谏”、“纠劾百官”为己任的科道言官,也未能幸免。东林党人认为,部分言官沽名钓誉,挟私报复,并未真正尽到监察之责,反而使得朝纲不振,吏治败坏。
这一下,可就捅了马蜂窝了!
言官们是什么脾气?他们自诩为“天子耳目”,代天巡狩,向来只有他们监督别人、弹劾别人的份儿,几曾受过这等“鸟气”?如今东林党人竟然敢将矛头指向他们,这简直是婶可忍,叔不可忍!
于是,在此次辛亥京察开始之前,一场针对东林党人的反击,便已在暗中悄然酝酿。
南北两京的言官们,早已对东林党人这种“越俎代庖”、“干涉言路”的行为心怀不满。他们纷纷联合起来,磨刀霍霍,准备借着京察的机会,给那些“好为人师”的东林党人一点颜色看看。
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便是东林党中名望较高、影响较大的几位核心人物,如曾任漕运总督的李三才、户部郎中王元翰等人。甚至连当时已经罢官归乡、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也未能幸免,依旧被他们翻出旧账,罗织罪名,大加挞伐。
而这时,宣党党魁汤宾尹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年)主持会试时,并因“搜卷荐举其门生韩敬为状元”而被指舞弊,也在这次京察中受到了波及。此人最终被吏部尚书孙丕扬在京察中列为“浮躁”或“不谨”,褫夺官职,罢归田里。
于是宣党联合一些平日里便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合,或是私下里有过节的官员,纷纷跳出来,与那些言官们相互倚仗,借着“清查吏治”的名义,极力排斥和打击东林党人。其中,御史顾天峻等人最为活跃。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和人脉,煽风点点火,罗织罪名,试图将东林党人彻底赶出朝堂。
而此次吏部尚书孙丕扬,在这次京察中,本就力图秉公办事,整顿吏治。罢黜了一些确实存在问题的官员,所以完全不管汤宾尹身为宣党党魁,直接罢黜。此举自然也引来了这些党派的不满和反扑。他们将孙丕扬以及与其政见相近、关系密切的官员,如吏部侍郎萧云举、都给事中徐申等人,打上了“秦党”的标签(因孙丕扬是陕西人,故有此称),大肆攻击。
一时间,朝堂之上,攻讦之声四起,“伪楚党”、“伪齐党”、“伪浙党”、“秦党”……各种名目的党派帽子满天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眼花缭乱。
更有甚者,有人竟伪造浙江巡按御史郑继芳(亦有史料称汪继芳)的书信,寄给汤宾尹的门生王绍徽和汤宾尹的好友郑国缙。信中言辞恶毒,声称要联手除掉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乔应甲等朝中重臣。
孙丕扬为人正直,对此等栽赃陷害的伎俩,倒也没太放在心上。但此事却被另一位御史金明时给捅了出来。这金明时平日里为官并不称职,担心在京察中被罢黜,便想先下手为强。他上疏竭力攻击汤宾尹,并顺带诋毁了与汤宾尹过从甚密的御史史记事、徐缙芳等人,说他们是汤宾尹的心腹党羽,狼狈为奸。他还将那封伪造的书信之事,也一并揭发了出来。
等到徐缙芳、史记事等人上疏为自己申辩时,金明时更是得理不饶人,再次上疏弹劾他们,言辞更加激烈。
而另一边,接到伪造书信的郑国缙,则怀疑这封信是出自徐缙芳以及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等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官员之手,便将这五人斥之为“五鬼”,大加攻讦。
等到三月春深,这京察的风波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各方势力你来我往,互相攻讦,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内阁,也飞向那深居九重的启祥宫。
整个大明朝堂,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角斗场,充满了猜忌、攻伐、阴谋与阳谋。所谓的“澄清吏治”,早已变成了党同伐异的工具。而那些真正忧国忧民、试图做些实事的官员,却往往在这些无休无止的内耗之中,被消磨了心志,甚至断送了前程。
万历皇帝虽然依旧高坐云端,冷眼旁观,但朝堂之上的这股汹涌暗流,却也无时无刻不在侵蚀着这个庞大帝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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