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浸染着山城的每一寸街巷。秦川的办公室里,灯光依旧亮着,暖黄的光晕落在摊开的民生工程规划图上,却驱不散空气中弥漫的沉郁。桌上的钢笔悬在纸页上方,笔尖蓄着的墨滴迟迟没有落下,只在雪白的纸上晕开一小团浅浅的痕迹。
手机听筒里传来的哽咽声,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他的心里。秦东带着浓重陕北口音的哭诉,一字一句都裹着黄土高原的尘土和血汗——三万五的学费几乎掏空了他大半年在工地搬砖扛活的积蓄,女儿秦红只读了一个月就通过单招离校,剩下三个多月的费用分文不退;他好言好语去找校长理论,换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辱骂和拳打脚踢;报警后,派出所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民事纠纷,一顿酒就把这事掀了过去;跑遍教育局、信访局,得到的不是闭门羹,就是“回去等消息”的敷衍推诿。
“小川……哥实在是没办法了……”秦东的声音里带着哭腔,还有伤口被牵动的闷哼,“不光是我啊,这几天还有好几个家长去找易把手要钱,都是娃单招走了想退剩下的学费生活费,结果全被他叫保安打出来了!有个老汉被打断了胳膊,现在还躺医院里,没人管……”
这话像一盆滚油浇在秦川心头的怒火上,烧得他胸腔阵阵发紧。他能想象出那些家长的模样,定是和秦东一样,都是土里刨食、工地卖力气的老实人,攒下的每一分钱都沾着汗水,却被人如此欺凌。
“哥,你说清楚,还有多少家长被打了?”秦川的声音沉得像铁,握着手机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
“我知道的就有五个,有两个是隔壁村的,还有仨是县城周边的,都是农民工,没人有能耐跟易把手掰腕子……”秦东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绝望,“那畜生说,这是他的‘规矩’,谁来闹,就打谁,打到不敢再来为止。”
“哥……”秦川的声音陡然沙哑,连呼吸都带着难以抑制的颤意。他想起小时候,在黄土坡上的老家,秦东背着他蹚过结冰的河水,冻得嘴唇发紫却还笑着说“哥背得动”;想起自己离家闯荡的这些年,哥哥守着老屋,靠着一身力气养家糊口,从来不肯给他添半点麻烦,就连这次被打,也是走投无路才拨通了这个号码。
此刻,褪去了所有的威严与沉稳,只剩下满心的心疼与翻涌的怒火。但理智很快压过了情绪——他清楚地知道,山城与陕东省新县相隔千里,二者并无任何行政隶属关系,若贸然调动山城的警力或纪检力量跨区域介入,不仅于法无据,更会授人以柄,落得个“以权压人”的口实。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声音尽量放得平稳:“哥,你先别慌,听我说。第一,立刻去医院做伤情鉴定,把诊断报告和缴费单据都收好;第二,把被打的地方拍下来,报警记录、去各个部门反映情况的回执,哪怕是一张工作人员随手写的纸条,都别弄丢;第三,你悄悄联系那些被打的家长,让他们也把证据收好,别再去跟易把手硬碰硬,地址发给我,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处理。”
挂了电话,秦川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疲惫地揉了揉眉心。窗外的夜色更浓了,山城的万家灯火在远处闪烁,像一颗颗细碎的星辰。他坐直身子,没有惊动秘书,也没有召开任何会议,而是先从通讯录里翻出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访室的公开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没有亮明自己的身份,而是以一名普通群众家属的名义,将秦东的遭遇原原本本、条理清晰地进行了实名举报。他详细说明了新县恒隆民办高中违规收取高额学费、拒不退还未就读期间费用、校长易把手指使保安暴力伤人的事实,同时特意提及,还有多名家长因退费遭殴打,其中一人被打断胳膊,至今维权无门。他还提交了秦东整理的初步证据材料照片——包括那张皱巴巴的三万五千元缴费单据、秦东鼻青脸肿的伤情照片、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复印件,以及其他几位家长被打的证明材料。
他明确提出三点诉求:“第一,严查新县恒隆民办高中违规收费的违法行为,督促其退还秦红及其他学生未就读期间的学费及生活费;第二,彻查校长易把手指使他人伤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当地公安、教育部门在处理此事中存在的失职渎职问题;第三,以此为契机,排查陕东省基层教育、执法领域的顽瘴痼疾,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信访室的工作人员在接到举报后,鉴于举报内容详实、线索清晰,且涉及多名群众切身利益,性质恶劣,当即进行了登记备案,并明确告知:“您的举报材料我们已经收到,会在规定时限内转交陕东省纪委监委及新县上级相关部门办理,办理结果会及时向您反馈。”
放下这通电话,秦川才缓缓拿起另一部加密电话,拨通了陕东省纪委书记的号码。此时,此事作了简短却分量千钧的批示:“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件事看似是一桩普通的退费纠纷,实则关乎基层治理的公信力,关乎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多名农民工家长因退费遭殴打,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请你们依规依纪依法开展核查,不偏袒、不护短,务必给群众一个公正的答复,也借此机会,深入排查基层教育乱收费、执法不作为等问题,肃清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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