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农庄住满半年后,某日清晨突然拍着徐先生的肩:“听说江南新稻种丰收了?咱们去瞧瞧。”不等苏言备好行囊,他已换上粗布长衫,带着暗卫和徐先生坐上了南下的马车。
这趟微服私访足足走了三个月。等他们带着一筐新摘的柑橘回来时,景琰正在农庄门口等得急跳脚——京里送来的奏折堆成了山,有两封还是八百里加急的边报。
“父皇!您可回来了!”少年眼下带着青黑,手里还攥着本被翻得起皱的《民生策》,正是当年苏言编的那本。
皇帝啃着柑橘,听他诉苦边境粮草调度的难题,忽然指着田埂上的稻草人:“你看那东西,看着唬人,实则空的。底下的根基没打牢,风一吹就倒。”
景琰一怔,随即恍然大悟:“儿臣明白了!粮草调度得先查清各地存粮,就像种麦子得先翻土!”
苏言在旁递上凉茶:“先喝口茶。这监国的活儿,比种十亩地还累吧?”
少年接过茶,苦着脸点头:“皇姐说的是!从前觉得父皇坐在龙椅上威风,现在才知道,每天睁眼就是灾情、税银、边患,夜里还得防着谁又在背后算计……”他忽然压低声音,“昨日发现东宫旧人在偷偷联络藩王,我查了半夜才抓住把柄。”
苏言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想起他小时候怕虫子的模样,心里既欣慰又心疼:“累了就歇歇,这里永远有你的热饭热菜。”
皇帝却在一旁敲了敲烟杆:“歇是歇不得的,但得学会找法子。你姐姐教你算学,不是让你只算收成的。”他说着,接过景琰手里的边报,寥寥几笔批注,竟把粮草路线改得清晰明了,“用你学的几何,算算哪条路最近,哪处关隘最适合囤粮,不难。”
景琰看着批注,眼睛渐渐亮起来,转身就拉着伴读往书房跑,嘴里还喊着“我这就去画路线图”。
皇帝望着他的背影,笑着对苏言说:“这孩子,总算明白‘帝王术’不在权谋,在实处了。”
苏言没接话,只是望着远处的菜畦。那里的萝卜刚收完,景琰特意留了几畦,说要等父皇回来一起种冬麦。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皇帝隔三差五就带着徐先生“出门散心”,有时是去西北看新修的水渠,有时是去岭南尝改良的甘蔗,回来时总能带回些新想法,或是几穗饱满的谷种。
景琰则在朝堂与农庄间两头跑,忙得脚不沾地,却越来越有章法。他会把苏言教的“轮作制”用到全国农桑,也会用赵都尉教的防身术应对几次刺杀,更渐渐学会了在官员的争执中,像当年在菜畦里拔草一样,精准地剔除那些“碍眼的根须”。
有次他深夜赶回农庄,见苏言还在灯下编新的农书,忍不住问:“皇姐,你说当皇帝,是不是注定要孤孤单单的?”
苏言放下笔,给他端来碗热汤:“孤不孤单,看你心里装着什么。装着权力,自然孤单;装着百姓的饭锅、田里的收成,就不孤单了。”
少年捧着汤碗,看着窗外田埂上的月光,忽然笑了:“那我心里装着菜苗和绣架,算不算?”
“算。”苏言也笑了,“这些才是最实在的东西。”
后来,皇帝彻底放权给景琰,自己成了农庄里最清闲的“老农”,每日里除了看田、翻书,就是等着景琰回来,听他讲朝堂的事,偶尔插句嘴提点两句。
而苏言,依旧守着她的善堂和菜畦,只是教姑娘们刺绣时,会多讲些“民为邦本”的道理;编农书时,会在末尾添几页“赈灾简易法”。
没人再提当年的明黄旨意,也没人再争那龙椅的归属。景琰登基那天,没有大肆铺张,只是带着文武百官去了农庄,亲手种下第一株新麦。
站在田埂上,看着新麦在风中摇晃,苏言忽然觉得,那些年躲不开的风雨,终究化作了滋养这片土地的甘霖。而她的农庄,她的亲人,还有这天下的百姓,都在这片土地上,迎来了真正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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