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全国孩子都用上纸,光有‘江南雪’还不够。”苏言摸着阿月手里的药书,书页边缘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你看这字,都是先生们一笔一划抄的,抄一本要耗三天功夫,价自然降不下来。”
她这话不是随口说的。夜里对着油灯,她又想起父亲书房里那方“苏氏藏书”的印章——只需蘸一次朱砂,盖在书页上就是清晰的印记。还有染布坊的雕花板,把花样刻在木板上,蘸了颜料往布上一压,千百匹布都能印出相同的纹样。更别说豆腐坊的模子,把豆浆倒进提前做好的木框里,就能压出来的豆腐大小相同,如果想要豆腐有花样,就在底模刻想刻的字样,就能拥带着“福”“寿”的印记的豆腐。
这些念头在她心里盘桓了几日,终于在召集工匠时说了出来:“咱们能不能做些‘字模’?像刻印章那样,把每个字都刻在小木块上,要用时就排在一起,刷上墨,铺张‘江南雪’在上头一压,字不就印上去了?”
工匠们听得直眨眼。做竹器的老王头举着手里的刻刀:“苏先生,单个字好刻,可文章里字有先有后,怎么排得齐整?”染布的张师傅也皱眉头:“布是软的,纸更薄,墨多了要晕,少了又不清,哪有那么容易?”
苏言没急着解释,而是让人搬来几排装药材的抽屉。她把刻好的“天”“地”“人”三个字模放进抽屉,像摆棋子似的挪动:“你们看,每个抽屉放一类字,要用时按文章顺序拣出来,排在木框里固定住,不就像盖印章时先把字对整齐?”
她又带众人去豆腐坊。看着豆浆被倒进刻着花纹的木模,苏言指着压杆道:“字模排好后,就像这豆腐模子,铺好纸,用匀了力气压下去,墨就不会晕开——力道就像你们做豆腐时压豆浆,轻了出浆不够,重了会把布压破,得恰到好处。”
工匠们这下开窍了。做雕花的李师傅性子最急,当天就找了块梨木,照着“江南雪”上的字刻起来。第一枚“学”字模刻得太深,蘸了墨往纸上一按,墨汁像小虫似的晕开,把“学”字的宝盖头晕成了一团黑。
“别急。”苏言拿起那枚字模,像端详雕花板似的摸了摸边缘,“刻字要像染布的花板,笔画深浅得匀,边缘要削得斜斜的,就像印章的侧棱,这样蘸墨时才不会积太多。”
接下来的日子,作坊里又添了新景致。工匠们围在木桌旁,有的打磨梨木块,把边角修得方方正正;有的照着《千字文》一笔一划刻字,刻坏了就用刨子刮掉重刻;还有人做了个带格子的木框,像棋盘似的,格子大小正好能放下一枚字模。
试印那天,苏言让人排了“学而时习之”五个字。老王头屏住气,用细毛刷蘸了墨,轻轻刷在字模上,再铺上一张“江南雪”。李师傅按住木框,苏言慢慢压下压板——抬起时,五个字清晰地印在纸上,笔画间带着淡淡的木纹,比手抄的还要齐整。
“成了!”作坊里又是一阵欢呼,这次比造出“江南雪”时更激动。做豆腐的赵师傅拍着大腿:“这法子神了!以前抄一本书的功夫,现在能印十本!”
苏言却盯着字模沉吟:“单个字能反复用,坏了也能单换,不用像雕版那样,错一个字就整版作废。”她让人把常用字多刻几枚,比如“之”“也”“不”,用不同的木盒装着,贴上标签,就像药材铺的抽屉,找起来一目了然。
活字印刷配上“江南雪”,效果立竿见影。从前一本《论语》要卖五十文,够寻常人家买三斗米;现在用活字印,成本砍去了大半,二十文就能买到,甚至学堂可以印成薄薄的单篇,学生们凑几文钱就能各买一本。
阿月第一次拿到活字印的《诗经》时,翻得飞快,纸页沙沙响。她指着其中一页给苏言看:“先生,你看这‘关关雎鸠’,比先生手抄的还清楚!”
苏言望着窗外,学堂里传来孩子们齐读的声音,清亮得像檐下的风铃。她知道,“江南雪”让纸不再金贵,活字让书不再难得,而这些,不过是开始——就像江南的春水,先融了冰,再润了土,总有一天,会漫过田埂,滋养出遍野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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