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2009，这一生繁花似锦 第269章 成立律所

刘天金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平湖市华灯初上的夜景。玻璃上隐约映出他如今的模样——西装革履，眼神锐利。手中的威士忌琥珀色液体随着他轻微的晃动划出涟漪，就像他此刻的心绪。

他喝了一口酒，那灼热感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这感觉莫名地让他想起了前世喝过的最劣质的白酒，就在那个冬天，他蹲在劳动仲裁委员会门外的马路牙子上，就着一袋花生米喝下整整半瓶，只为抵御刺骨寒风和比寒风更冷的心。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带着铁锈般的血腥味。

前世的刘天金是个业务员，他仍清晰记得人力资源总监那张圆滑的脸，记得他如何用亲切的语气说：“小天啊，公司最近困难，社保公积金按最低基数交，等上市了给大家补上，还有股权呢！”

上市是真的，补缴却是空的。不仅没补，连加班费都开始以“调休”名义无限期拖延。刘天金和几个同事决定维权时，才发现合同里埋着多少陷阱——工资被拆分成“基本工资 绩效 补贴”，仲裁时公司只认基本工资；加班需要直属领导邮件审批，而他们从未收到过任何一封批准加班的邮件。

维权之路漫长如没有尽头的隧道。仲裁、一审、二审，整整两年三个月。公司聘请的律师团擅长拖延战术，一次庭前会议就能延期三次。

最绝望的是执行阶段。赢了官司，公司账户却早已转移资产。法定代表人名下没有任何财产，那些豪华座驾都在亲戚名下。法官同情地看着他：“刘先生，我们尽力了，但公司确实没有可执行财产。”

那天下午，刘天金茫然地走在冻雨中，不知道去哪里。几年奋斗，换来一身债务。经过河边时，他怔怔地看着浑浊的河水，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走投无路”。

这一世，他已经积累了前世难以想象的财富，但那个寒冷的冬天始终在他骨髓里留着隐痛。他捐助劳工权益组织，设立劳动者法律援助基金，但这些都像是隔靴搔痒。直到三个月前，他在微博上看到一条热搜：#外卖员猝死仅获赔2000元#。

点开新闻，熟悉的无力感攥住了他的心脏。平台将责任推给第三方劳务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声称骑手是“个体工商户”，与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法律的缝隙里只值两千元。

突然，一个念头如闪电劈开黑暗。

如果不良企业能用法律作为铠甲，劳动者为什么不能拿起同样的武器？如果一个律师不够，十个呢？一百个呢？如果一家律师事务所不够，开遍全国呢？

第二天上午九点，刘天金召开了集团董事会。当他说出要成立专注劳动领域的律师事务所时，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刘总，这和我们主业完全无关。”首席财务官第一个反对，“而且法律服务市场已经饱和，劳动案件标的小、耗时长、收费低，这不是商业模式，这是慈善。”

刘天金平静地听完所有反对意见，然后站起身，走到幕布前。他没有用PPT，只是讲述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业务员多年的付出如何被系统性地剥夺，关于法律条文如何被精心设计成对付劳动者的工具，关于胜利的判决书如何变成一纸空文。

“我不是在做慈善，”最后他说，“我是在建造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保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如果劳动者永远处于弱势，如果违法成本永远低于守法成本，我们今天所有的商业成功都建立在流沙之上。”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张脸：“而且，谁说这不能是商业模式？国内有八亿劳动者，这可能是未来最大的法律服务市场之一。”

三个月后，“天金劳动者权益律师事务所”在平湖市中央商务区成立了。没有盛大的开业典礼，刘天金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静悄悄地挂上招牌。

他亲自面试了每一位律师。不看他们代理过大企业多少次，而是看他们有没有为普通人打过官司；不看他们在顶级律所的经历，而是看他们是否理解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

最终团队由二十七人组成：有刚从法学院毕业、眼睛还闪着理想光芒的年轻人；有在劳动监察部门工作多年、熟知企业规避手法的前公务员；甚至还有两位曾是人力资源总监，比任何人都清楚企业如何在灰色地带操作。

第一个走进事务所的客户叫李秀英，四十九岁，在平湖市一家服装厂做了二十二年流水线工人。她的手因为常年重复动作已经变形，关节肿大如核桃。工厂最近要搬迁到人工更便宜的外省，提出“自愿离职”方案——工龄每年补偿一个月工资，但按基本工资1200元计算，而不是她实际到手的3800元。

“二十二年啊，”李秀英握着一次性水杯的手在发抖，“我从二十七岁干到四十九岁，最好的时候都在那里了。现在他们说我只能拿到两万六千四百块。我...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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