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金坐在金诚培训大厦的办公室里,阳光透过整面落地窗洒进来,将橡木办公桌照得发亮。作为董事长,他早已脱离了日常管理的琐碎,转而专注于战略布局和高层团队的把控。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得人心者得企业”,这是他亲手写的,也是他这一世经商的信条。
上午十点,助理送来当日的财经简报后,刘天金便开始了他的例行工作:浏览新闻,研究市场,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动向。
他点开企业信息查询软件,输入“思远地产”四个字。屏幕上瞬间跳出的信息让他眉毛微微一挑——司法案件数量:143件;被执行金额:超过8亿元;劳动争议相关诉讼:67件。
“果然开始了。”刘天金低声自语,嘴角浮起一丝复杂的笑意。
作为凯旋地产的股东之一,他理应乐见竞争对手陷入困境。事实上,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诉讼列表时,他心里的确涌起一阵商业竞争中本能的快意。但这快意很快被另一种更深刻的情绪覆盖——那是夹杂着痛快的悲哀,以及只有他自己才懂的唏嘘。
他靠在真皮座椅上,目光越过电脑屏幕,望向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这座城市里,每天都有无数人在写字楼间奔波,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正经历着他前世经历过的一切。
那是一个冬天,刘天金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连续加班三个月后,他因项目结束被公司“优化”了。人力资源部给他两个选择:主动离职,拿一个月工资;或者走仲裁,公司会奉陪到底。
那时候的刘天金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咨询了律师,才知道公司在他身上犯了多少错误:工作三年从未安排年假、社保一直按最低基数缴纳、最后一个月的加班费全被扣下、离职前还以各种名目克扣了三千多元工资。
“这些都能要回来吗?”他问律师。
律师推了推眼镜:“能,但会很辛苦。公司就是吃准了大多数人怕麻烦、耗不起。”
刘明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我耗得起。”
他确实耗得起,因为他已经没什么可失去了。失业、女友分手、房贷——生活的重压反而给了他破釜沉舟的勇气。
仲裁的过程比想象中更煎熬。公司请了专业律师,每个环节都极力拖延。第一次开庭,对方律师当庭提交了厚达两百页的“证据”,声称刘天金在职期间表现不佳、多次违纪。那些所谓的“违纪记录”,刘天金第一次见到。
仲裁员问:“这些记录你之前知晓吗?”
刘天金摇头:“我从来没见过。而且这上面的签名不是我的。”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案子延期。这期间,刘天金做过外卖员,晚上继续整理证据。他翻遍了电脑里所有的工作文件,找到了公司要求加班的邮件记录;去银行打印了三年来的工资流水,与社保缴费基数一一比对;甚至找到了两年前同事偷拍的年会照片,照片里他举着“优秀员工”的奖杯——这与他“表现不佳”的指控截然相反。
第二次开庭,公司方换了策略,提出和解:“给你加五千,这事就算了。打下去对你没好处,我们有法务团队,你拖不起。”
刘天金看着对方律师精致的西装,想起自己这个月房贷还没着落。有那么一瞬间,他想接过那五千块钱。但下一秒,他眼前闪过人力资源经理那张冷漠的脸,想起她说过的话:“你要告就去告,看谁耗得过谁。”
“我不和解。”刘天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案子拖了一年半。期间开了四次庭,进行了两次笔迹鉴定,仲裁员换了三位。最后一份裁决书下来时,刘天金正在送外卖的路上。他把电动车停在路边,用冻得发红的手指点开手机上的电子文件。
“支持申请人各项请求……未休年假工资……社保基数差额补偿……违法克扣工资……”
总计七万三千六百元。比他最初计算的少了些,但赢了。
那一刻,他没有欢呼,没有流泪,只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白雾在冬日的空气里散开。然后他继续骑上电动车,去送下一单外卖。
那七万块钱,他拿到手已经是三个月后。公司提起上诉,一审维持原判。等钱真正到账时,这场战役已经持续了整整二十二个月。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打断了刘天金的回忆。
“进。”
人力资源副总监李雯拿着一份文件进来:“刘董,这是今年员工满意度调查报告,还有我们打算推出的‘家庭医疗补充保险’方案,请您过目。”
刘天金接过文件,仔细翻看。满意度调查中,“公司依法保障员工权益”一项得分9.7(满分10分),是所有项目中最高分。评论栏里写满了员工的真实反馈:
“入职三年,年假一天没少过,加班必有调休或加班费。”
“生孩子时才发现公司一直按实际工资交的社保,生育津贴比朋友高出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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