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B的“阻挡层”材料样品,在德国和沈氏实验室同步进入最终验证的冲刺阶段。加速老化实验的恒温生化池日夜运行,实时监测着离子浓度、PH值以及材料表面特性的细微变化。机械性能测试仪则以精确到微牛顿的力度,反复对材料界面进行疲劳加载。
伯格教授那边传来了第一份中期数据:经过相当于体内环境三年的加速老化后,析出监测数据依然保持在无可测出的水平,界面化学稳定性堪称完美。然而,在沈氏实验室进行的、模拟脑脊液流动造成的周期性微应力测试中,第三批样品的某个“阻挡层”与陶瓷基体的结合处,出现了纳米级别的分层迹象,虽然尚未影响整体结构,却敲响了潜在的耐久性警钟。
“可能是界面应力匹配还有最后1%的优化空间,”材料团队负责人向凌景宿汇报时,眉头紧锁,“或者是涂层沉积过程中,某个我们尚未完全控制的、环境湿度波动导致的微观缺陷。我们需要调整工艺参数,重新制备一批样品,并延长测试周期。”
这意味着,原定三个月后启动首批植入体原型制造的计划,至少需要延迟一个月,甚至更久。时间,再次成为稀缺资源。
凌景宿批准了重新制备和延长测试的计划。“安全与耐久性是底线,没有妥协余地。通知伯格教授,同步调整。另外,启动备用预案,评估在最坏情况下,暂时使用‘优化版’材料进行初步动物长期植入实验的可行性。我们不能让所有环节都卡在同一个瓶颈上。”
科学研究中,并行路径和风险分散,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必修课。
与此同时,“意识共振”安全区的计算模拟,在耗费了海量计算资源后,初步勾勒出一片相对稳定的“绿洲”。模拟显示,在“微能量调谐”脉冲采用特定波形,且频率严格限定在几个与感觉运动或注意力相关的高频波段时,即使结合不同参数的TMS,诱发大规模异常同步的概率也降至极低水平。
“这为我们重启部分探索性实验提供了理论安全边界。”李维汇报道,“但模拟也提示,如果‘调谐’脉冲的频率落入Theta或Alpha波段,或者波形包含特定谐波成分,其与TMS的相互作用会变得复杂且不可预测,共振风险显着升高。”
“也就是说,我们无意中可能发现了一条‘安全通道’,但也看到了旁边的‘雷区’。”凌景宿总结道,“接下来的安全验证实验,就严格限定在‘绿洲’参数内进行,目标不再是追求协同增强效应,而是验证在此安全区内,组合干预是否仍能带来可测的行为益处,并确保绝对不触发异常同步。实验设计必须加倍保守,监测要加倍严密。”
科研的探索,在撞见未知风险后,从激进的“开拓”转向了谨慎的“测绘”。
就在凌景宿团队于技术和安全的钢丝上稳步前行时,沈瓷在联盟监督委员会新设的“特殊风险与收益评估报告”环节,遭遇了预料之中却又格外棘手的博弈。
委员会指定的两名独立外部专家,一位是瑞典的神经伦理学家,以立场中立、思维缜密着称;另一位,却是来自美国某与“源点生物”有着千丝万缕合作关系的私立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德雷克·米勒博士。此人学术声誉不错,但过往言论中对“激进神经调控技术”持明显保守态度,且与埃琳娜·沃森在多个学术会议上互动密切。
“专家人选上,对方做了手脚。”王秘书提醒沈瓷,“米勒这一关不好过。他可能会在技术细节上吹毛求疵,或者过分夸大潜在风险。”
沈瓷冷笑:“意料之中。报告我们早已准备好,数据扎实,风险分析坦率。他要挑刺,就得拿出比我们更严谨的分析。通知我们的合作律师和科学顾问,准备好应对可能的技术性质询和辩论。另外,联系那位瑞典伦理学家,提前进行一次非正式的、坦诚的技术简报,争取他的理解。”
报告提交后,评审过程果然波澜起伏。瑞典专家提出了许多细致的技术和伦理问题,但态度专业,沟通顺畅。而米勒博士则处处设障,质疑“海神项目”风险模型的完整性,反复强调“意识共振”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和潜在长期危害,甚至质疑沈氏团队处理此事件的“透明度”,暗示仍有未披露的信息。
视频评审会上,面对米勒咄咄逼人的质询,沈瓷冷静地让己方的首席科学家逐条回应,出示原始数据、分析流程和安全处理记录。当米勒纠缠于一个基于过时文献的风险推测时,沈瓷方的科学家直接调出最新研究进行反驳,并指出其推测与当前实验数据不符。
“米勒博士,我们理解您对安全的关切,这与我们完全一致。”沈瓷在对方一次长篇质疑后,适时介入,语气平和却坚定,“但风险评估必须基于事实和数据,而非臆测。我们欢迎基于证据的讨论,也愿意根据合理的建议补充研究。然而,如果评审的标准是要求我们证明一个尚未发生、且在我们现有安全框架下概率极低的事件‘绝对不可能’发生,那这恐怕不是科学评审,而是无法满足的哲学质疑。联盟设立此流程的目的,是评估可控风险下的科学价值,而非追求零风险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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