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联盟理事会特别会议的会场,空气凝滞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椭圆形的长桌两侧,代表着全球神经科学领域不同势力与理念的面孔或严肃、或焦躁、或深沉地等待着。沈瓷坐在己方阵营中央,指尖无意识地轻点着桌面上的电子投票器,目光平静地扫过对面的主要对手——几位“分而治之”方案的坚定支持者,以及更多神色游移不定的中立派。
会议按照程序,首先由工作组做最终报告。技术评估小组和成本运营小组的负责人分别上台,用尽可能客观的语言阐述了两个方案的优劣。结论与之前的初步报告大同小异:沈瓷的方案技术更先进、安全性理论值更高、长期潜在价值更大,但实施复杂度与初始成本惊人;而“分治”方案简单、成本低、政治阻力小,但数据整合与深度分析能力弱,预警效能存疑。
枯燥的技术和财务数据汇报完毕,真正的交锋才开始。
“诸位,”一位来自东欧某国立研究院、头发花白的老院士率先发难,他是“分治”派的旗手之一,“我们成立联盟的初衷,是为了加快安全研究,造福患者,而不是建立一个技术乌托邦,更不是让少数资源雄厚的巨头来设定游戏规则!过于复杂的系统只会成为合作的枷锁,将大多数真诚的研究者拒之门外!我们应该选择更简单、更包容、更能体现平等精神的方式!”
立刻有附议者跟进,言辞激烈地抨击沈瓷方案是“技术霸权”,并暗示其背后可能有超越科学合作的其他目的。
沈瓷等对方一轮攻势稍歇,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全场:“格鲁伯院士,您提到‘平等精神’。我想请教,当一个成员因为无法承担松散网络下迟来的、或不准确的预警,而导致临床试验失败、患者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甚至机构声誉严重受损时,这算不算另一种不平等?一种因‘技术不足’或‘信息滞后’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他停顿一下,目光扫过那些中立派:“我们设计复杂的技术架构,不是为了制造壁垒,恰恰是为了拆除壁垒——拆除因数据割裂、信任缺失而导致的合作壁垒,拆除因无法早期发现风险而造成的研发失败壁垒。标准化工具和专项基金,正是为了降低所有成员,尤其是资源有限成员的门槛。真正的平等,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同等级别的保护和支持,而不是一起停留在低水平、高风险的状态。”
他看向那位老院士:“至于您提到的其他目的,联盟的章程和审计机制,以及我们方案中内置的、前所未有的透明审计追踪功能,本身就是对任何越界行为最有力的约束。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愿意将自己的操作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同行的监督。除非……有人并不愿意?”
沈瓷的反击绵里藏针,既强调了己方方案的实际保护价值,又将“别有用心”的质疑轻轻弹回,并巧妙地将“透明审计”拔高到了道德和技术双重正确的层面。
会场内出现了短暂的安静。几位中立派成员交换着眼色。
这时,松本教授推了推眼镜,清了清嗓子。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聚焦到他身上。这位亚太地区关键人物的表态,至关重要。
“作为技术研究者,”松本教授的声音平稳而清晰,“我认同沈瓷先生方案在技术上的前瞻性和严密性。数据主权和安全,是我们机构,我相信也是很多类似机构,最核心的关切。一个能够提供强有力技术保障和清晰审计追溯的合作框架,对我们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参与信心和更低的合规风险。”他顿了顿,“当然,成本问题确实需要慎重考虑。我提议,是否可以在采纳沈瓷方案核心架构的同时,成立一个由各区域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并设立更灵活、多层次的分担机制,确保方案的可持续性和广泛参与性?”
松本的发言没有一边倒,但明显倾向于沈瓷方案,并提出了建设性的调和意见。这对中立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分治”派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他们显然没料到松本的态度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就在辩论似乎开始向有利于沈瓷的方向倾斜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发生了。会议助理匆匆走到主持的EPFL代表身边,低声耳语了几句。代表眉头一皱,随即宣布暂时休会十五分钟。
休会期间,消息灵通人士很快打听到缘由:就在会议进行时,欧洲一家颇有影响力的科技媒体突然爆出“独家消息”,称沈氏神经科学中心在“海神项目”中使用的某种新型材料,在内部测试中发现了“不明析出物”,可能对神经细胞存在“潜在风险”,并暗示这与项目急于求成、规避更严格审查有关。
“是埃琳娜。”沈瓷在休息室对王秘书低声道,眼神冰冷,“她等不及投票结果,直接开始泼脏水了。想制造恐慌,影响中立派的判断。”
“消息源头模糊,但传播很快。已经有几家媒体在跟进询问了。”王秘书快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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