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连绵,黄浦江笼罩在蒙蒙水雾中,码头的喧嚣也仿佛被雨声压低了几分。但市舶司衙门内,气氛却比天气更凝重。李景隆站在檐下,望着院中积水上泛起的涟漪,手中捏着一封刚送到的密信——是徐辉祖从辽东发来的。
“女真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拒接朝廷调令,杀宣旨太监,焚驿站,聚兵万余于浑河。朝鲜使臣暗渡鸭绿江,与阿哈出密会三次。辽东总兵刘真已调兵戒备,然兵力不足,请朝廷速发援兵。”
女真叛了。李景隆合上信纸。这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楚王案时,锦衣卫就探到阿哈出与朝鲜有往来,但没想到他敢公然造反。更麻烦的是朝鲜——这个向来自称“小中华”的藩属国,竟敢暗中支持女真,其心可诛。
“公爷,”赵铁柱撑着伞匆匆走来,压低声音,“林三泰那边有动静了。昨夜子时,他乘小船去了铜沙洋,与葡萄牙人的一艘快船接了头。咱们的人跟到外海,见那船往东北方向去了,看样子……像是去朝鲜。”
朝鲜!李景隆瞳孔一缩。葡萄牙人、女真、朝鲜,这三条线连起来了。
“船上有谁?”
“看不清,但林三泰上船时,带了两个大箱子。咱们的人说,箱子很沉,要四个人抬。”
是银子,还是军火?李景隆心念电转。葡萄牙人缺船匠、缺火器,但最缺的是在大明站稳脚跟的机会。女真叛乱,朝廷必调兵辽东,东南海防就会空虚。这是他们等待的时机。
“林三泰回来没有?”
“还没。但今晨,沈万通去了葡萄牙商馆,待了一个时辰。出来时,脸色很难看。”
“这是要摊牌了。”李景隆转身入堂,“召集陈瑄、钱提举,还有……把王书吏也带来。”
半个时辰后,议事堂。陈瑄一身戎装,带着水汽;钱提举抱着账册,神情紧张;王书吏则被两名锦衣卫押着,瑟瑟发抖。
“都知道了?”李景隆扫视众人。
“女真叛乱,辽东告急。”陈瑄沉声道,“公爷,水师是否要北调?”
“不能调。”李景隆断然道,“东南海防更不能空虚。陈将军,你立刻封锁铜沙洋至长江口所有水道,凡无勘合船只,一律扣留。尤其是葡萄牙人的船,一艘不许动。”
“可朝廷若调兵……”
“朝廷那边,我来应付。”李景隆看向钱提举,“市舶司这半月税收,有多少?”
“白银十二万两,黄金三千两,另有胡椒、檀香等折银约五万两。”
“全部装箱,派重兵押送进京。另外,拟一道奏折,详陈葡萄牙人勾结海商、图谋不轨之迹。记住,用六百里加急。”
“是。”钱提举迟疑,“大人,那沈万通他们……”
“先不动。”李景隆道,“打草惊蛇。王书吏。”
“小、小人在。”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回去告诉葡萄牙人,就说朝廷已察觉他们与女真勾结,正在查证。但你冒死报信,求他们庇护。看他们如何反应。”
“这……小人不敢……”
“不敢?”李景隆冷笑,“那现在就去诏狱,等着凌迟。”
“小人去!小人去!”王书吏连连磕头。
“铁柱,你带人暗中盯着。若葡萄牙人杀他灭口,立刻擒人。若信他,就继续潜伏,摸清他们的计划。”
“明白。”
众人领命而去。堂内只剩李景隆一人。雨越下越大,敲在瓦上当当作响,仿佛战鼓。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从松江划到辽东,又从辽东划到朝鲜,最后停在满剌加。这是一盘大棋,牵一发而动全身。女真叛乱,朝廷必先安内;葡萄牙人趁虚而入,海疆危矣;而朝鲜,这个看似恭顺的藩属,才是真正的隐患——它若与葡萄牙联手,水陆并进,大明将两面受敌。
“报——”一名锦衣卫冲入,“京城八百里加急!”
李景隆接过,拆开火漆。是方孝孺的笔迹,字迹潦草,显然写得很急:
“陛下病危,昏迷三日。太医束手。朝中暗流汹涌,有议立周王者,有议速召太师回京者。太子年幼,难镇朝局。新政诸事,万望慎行。若事急,可弃松江,保京城。切切。”
朱棣病危!李景隆手一颤,信纸飘落。虽然早有预感,但真到这一刻,仍如五雷轰顶。皇帝若崩,十岁的太孙能坐稳江山么?周王会否趁机而起?朝中那些反对新政的势力,还不翻天?
“公爷?”锦衣卫担忧道。
“没事。”李景隆弯腰捡起信,努力让自己冷静,“你回去告诉方师傅,松江不能弃。弃松江,则海疆溃,西洋人长驱直入。我在此坚守,朝中之事,拜托他与徐将军了。”
“是。”
锦衣卫退下。李景隆坐回椅中,闭上眼睛。头痛欲裂,肩上的箭伤也隐隐作痛。自云南归来,他没睡过一个整觉,每日如履薄冰。如今内外交困,皇帝垂危,他第一次感到力不从心。
“大人。”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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