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朝会,朱棣当众宣布“开海禁,设市舶司”的诏书。消息如惊雷炸开,朝野震动。反对的奏疏雪片般飞进通政司,言官们声嘶力竭,痛陈“开海必引倭寇”“弃祖宗成法”。但圣意已决,诏书明发天下:松江、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正月十五正式开埠。
正月初五,李景隆离京赴松江。他只带了五十名护卫,却押着十辆大车的文书、账册、测量仪器——这是市舶司的全套章程。临行前,朱棣在乾清宫单独召见。
“九江,松江是首埠,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朱棣咳嗽着,将一枚虎符塞给他,“若遇民变,可调松江水师。若遇官绅阻挠,可先斩后奏。但记住,开海是为通商,不是为杀人。刀要用在刀刃上。”
“臣明白。”李景隆郑重接过。他知道,这枚虎符可调东南沿海五万水陆官兵,是真正的尚方宝剑。
正月十二,松江府(上海)。
李景隆的船队驶入黄浦江时,江面已被各式船只塞满。福船、广船、沙船、乌篷船,甚至有几艘西洋帆船,桅杆如林,绵延数里。岸边码头,货栈鳞次栉比,扛包的苦力、吆喝的货主、讨价还价的牙人,喧嚣声震天。这就是大明最繁华的港口,也是走私最猖獗之地。
松江知府、市舶司提举等一干官员早已在码头恭候。知府姓王,五十来岁,圆脸富态,笑容可掬;市舶司提举姓钱,四十出头,精瘦干练,眼神透着商人的精明——他是从户部抽调来的,据说做过十年盐课大使,最懂收税。
“下官等恭迎李大人。”王知府躬身。
“诸位辛苦。”李景隆下船,扫视码头,“开埠在即,准备如何?”
“回大人,”钱提举递上账册,“松江现有登记海商三百七十八户,大小船只千余。下官已按章程,制作‘船引’三千张,分甲、乙、丙三等。甲等船引可赴西洋,年费五百两;乙等可赴南洋,年费三百两;丙等只准沿海贸易,年费一百两。另有关税则例:丝绸十税一,瓷器十税二,茶叶十税三,香料十税四……”
李景隆边听边走向市舶司衙门。衙门设在码头西侧,是新建的三进院落,门前已竖起“大明松江市舶司”的金字牌匾,两侧有兵丁把守。
“船引发售,可有人买?”
“这……”钱提举犹豫,“来问的多,真买的少。海商们都在观望,说……说朝廷朝令夕改,怕今天买了引,明天又禁海。”
“还有,”王知府补充,“本地几家大海商,像‘沈万通’‘陈记’‘周氏船行’,都还没动静。他们不买,小户也不敢动。”
李景隆点头。这是意料之中。开海禁触动最大的是这些大海商——他们原本靠走私牟取暴利,如今要纳税领引,利润大减,自然抵触。
“传话出去,”李景隆在堂中坐下,“正月十五,市舶司开埠典礼,本官亲自主持。凡当场购引者,首年关税减半。另,本官已请旨,市舶司税收,三成留地方,用于修码头、疏河道、建灯塔。这是实打实的好处,让他们自己掂量。”
“大人英明!”王知府、钱提举齐声道。
然而,暗流已在涌动。
当夜,市舶司后堂。李景隆正在灯下审阅船引样本,赵铁柱匆匆进来,低声道:“公爷,有情况。咱们在码头的人发现,今晚有三艘船悄悄出港,没挂旗,没点灯,看方向是往东海外海去了。”
“走私船?”
“肯定是。属下派人跟了,但那三艘船到了铜沙洋就消失了,怕是熟悉暗礁水道。另外,”赵铁柱从怀中取出一枚箭簇,“这是下午射进衙门的箭,上绑着字条。”
李景隆接过箭簇,取下字条。上面歪歪扭扭一行字:“李景隆,松江不是南京。识相的滚回去,否则沉尸黄浦江。”
“威胁?”李景隆冷笑,“看来有人坐不住了。查,谁干的。”
“查过了,箭是军中制式,但松江卫所的箭都有编号,这枚没有。应是私造。送箭的人没抓到,但守门的兵丁说,是个十来岁的乞儿,收了十文钱跑腿。”
“十文钱……真是瞧不起人。”李景隆将字条烧掉,“明日,你带人去查那几家大海商。特别是沈万通,他是松江海商行会会长,走私的事,他脱不了干系。”
“是。”
正月十三,沈府。
沈万通的宅子在松江城东,五进大院,亭台楼阁,比知府衙门还气派。李景隆只带赵铁柱及四名护卫,登门拜访。沈万通五十余岁,黑胖,穿一身杭绸直裰,手指上戴着三枚翡翠扳指,见李景隆来,不卑不亢行礼。
“草民沈万通,拜见李大人。”
“沈员外不必多礼。”李景隆在主座坐下,打量厅中陈设。紫檀家具,官窑瓷器,墙上挂着唐寅的画,案上摆着西洋自鸣钟——皆是价值不菲之物。“沈员外生意做得不小。”
“托朝廷洪福,勉强糊口。”沈万通赔笑,“不知大人光临,有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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