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炭火烧得正旺,却驱不散那股凝重气氛。朱棣坐于正中御案后,面色比月前更显苍白,但眼神锐利如故。左侧长案坐着以方孝孺为首的文臣,右侧坐着以徐辉祖为首的武将,李景隆独坐对面,面前摊着厚厚一摞文书图册——这是他与徐辉祖、方孝孺历时半月草拟的《新政三年实施纲要》。
“都看过了?”朱棣声音有些沙哑,目光扫过众人。
“臣等已详阅。”方孝孺率先开口,神色凝重,“纲要所列,铁路贯通、海军成军、田亩清丈、开海通商、科举改制、卫所整顿……桩桩皆国之大计。然三年之期,是否过于急迫?老臣担心,欲速则不达。”
“方师傅所虑极是。”礼部尚书郑沂接口,“单是清丈田亩一项,洪武三十年曾试行,结果激起民变数十起,最终不了了之。如今朝局初定,边关未宁,若强行清丈,恐重蹈覆辙。”
“郑尚书此言差矣。”李景隆平静道,“洪武年间清丈失败,是因方法不当、官吏贪腐。今纲要中已明确:清丈由户部、都察院、锦衣卫三方共管,每县设清丈公所,账目公开,百姓可查。凡清出被占田亩,三成归公,七成分与无地佃户。如此,百姓得其利,何来民变?”
“说得轻巧。”工部尚书郑赐摇头,“田亩被占,占者何人?勋贵、官绅、寺观,哪个是好相与的?李大人莫忘了,楚王案刚了,这些人正心惊胆战,若再动其田产,狗急跳墙,如何收拾?”
“所以需有雷霆手段。”徐辉祖沉声道,“本将已调神机营三千,分赴各省,专司弹压。凡阻挠清丈、煽动民变者,无论身份,立斩不赦。郑尚书,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
郑赐语塞,看向方孝孺。方孝孺沉吟道:“徐将军所言在理,然治国非治军,剿抚需并用。老臣以为,清丈可先从南直隶、浙江、江西等赋税重地开始,这些地方田册相对完备,阻力较小。待取得成效,再推及其他省份。如此循序渐进,方为稳妥。”
“可。”朱棣终于开口,“就依方卿所言,清丈分步实施。但三年内,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这五省必须完成。李卿,你可能做到?”
“臣必全力以赴。”李景隆拱手,“然清丈需大量精通算学、测量之吏。臣请于各地设‘清丈学堂’,招募生员培训,结业后授从九品衔,专事清丈。如此,既解决人手,又为寒门子弟辟一出路。”
“准。”朱棣点头,“此事由你与吏部共办。接着说,铁路如何?”
李景隆展开铁路分段图:“南京至徐州段,已修通二百里,余下百里,明年三月可通。徐州至济南段,勘测已毕,正月动工,后年六月前贯通。济南至北平段,地形复杂,需开凿隧道三处,修建大桥十二座,工期最长,需两年半。全线贯通,确需三年。”
“钱呢?”户部尚书夏原吉问出最关键问题,“三段同时施工,年需银四百万两。去岁国库岁入两千万,岁出两千三百万,已是赤字。今岁各项开支,只多不少。这多出的四百万,从何而来?”
殿内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李景隆。新政成败,关键在钱。
“臣有三策。”李景隆不慌不忙,“一曰‘开源’,二曰‘节流’,三曰‘借贷’。”
“详说。”
“开源者,开海贸也。”李景隆指向海图,“松江、泉州、广州三市舶司,正月正式开关。臣已与闽浙粤海商议定,凡领‘船引’出海者,需纳‘水饷’——按船料大小,每料年纳银一两。三地预计可发船引三千张,岁入三十万两。关税另计,预计岁入二十万两。合计五十万两。”
“五十万两,杯水车薪。”夏原吉摇头。
“此乃常例。”李景隆继续道,“另有‘特例’。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等国商船,欲与我朝贸易,需购‘勘合’,一船一勘,每勘年费五千两。预计岁入二十万两。如此,海贸岁入可达七十万两。”
“节流者,整漕运、清亏空也。”李景隆翻开支出一册,“漕运一项,历年虚报损耗、克扣工银,岁费达百万。臣已命人彻查,革除积弊,岁可省四十万两。各衙门亏空,经楚王案清查,已追回八十万两,预计还能追回五十万两。两项合计,一百七十万两。”
夏原吉飞快心算:“开源七十万,节流一百七十万,计二百四十万。尚差一百六十万。”
“故需借贷。”李景隆取出债券章程,“发行‘铁路建设债券’二百万两,年息四分,五年期,以铁路未来收益为抵。前日已售出五十万两,余下一百五十万两,分三年发售。如此,资金可保。”
“债券债券,终究是债。”郑沂皱眉,“借债修路,若路成后收益不足,拿什么还?届时债主逼门,朝廷颜面何存?”
“所以铁路必须盈利。”李景隆斩钉截铁,“臣已算过,铁路贯通后,南北货运,陆路需一月,铁路只需七日。运费可降六成。预计年运货量可达三百万石,每石运费一钱,岁入三十万两。客运方面,年载客可达五十万人次,每人次运费二钱,岁入十万两。合计四十万两。再加沿线车站商铺租金、货栈仓储费等,岁入不下五十万两。以五十年计,可收两千五百万两,远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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