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得慢,像有人在门外慢慢磨着一把刀。窗外的天空灰得像没上妆的脸,楼下送早餐的电动车急促地来回,声音在巷子里回荡,像是别人的生活在催促。刘长河在床上翻了又翻,最后还是爬起来,手伸进被窝摸到那本账本——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有旧胶带的痕迹。他把它摊到桌上,台灯下面,字迹像一排排小队伍,整齐又拥挤。
昨晚的签字像是把一块冰塞进了他胸口,冰融的时候带出来的不是水,而是账单。他翻到最末页,那里几行数字像铁钉一样钉住他:垫付首笔八万已到账(甲方预付),预计后续赔偿与修复费用保守估价十五万,队伍流动与停工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三万,材料退换与保管费五千。算下来,如果一切按最乐观的情况走,他也得出借近十万才能把这事撑过去;最坏的情况更难看——保险不赔、甲方追偿,债务会被追到他头上。
他把笔放下,指尖抠住笔杆,像抠一种疼。小鲁昨晚在门口等他时,露出那种想哭又要硬撑的样子,老白抱着伤的那只胳膊,纱布下湿润的暗红,像是他胸口永远抠不完的洞。他想起那一夜老白抓着他的衣腕,说“哥,你别走”,那声音里带着信任,也带着恐惧。现在,这信任像一张单子背在他肩上,要人把活子扛下去。
工地停了。那意味着钱不会按原计划进来,材料商不会主动退货,工人的生活费、房租、孩子的学费都要他来想办法。跟兄弟们的约定还在:不拖工资。那句约定像两个人之间的手铐,绑得越紧,越要小心。
他起身洗脸,冷水冲在脸上,像清理夜里睡不着时堆积在眼底的灰。他没刮胡子,胡茬在下巴上投下细密的影子。厨房里只有一个小锅,昨晚他匆忙地从医院回来,没顾得上热饭,凑合了两包方便面吃了半碗,味道淡得像无力的回答。现在又得开始算钱,光是想到那个数字,他的胃就一阵抽紧。
门外小鲁来敲门,进来时背着个薄兜,脸色很硬,“哥,大家昨晚都回去了,问了问意思——有人说要先给老白家点钱安抚,咱们得把流程安排起来。老白那边要求先付十万,医药费他们看着多,怕后续拖着。”他说得快,像怕自己停下来就支不住。
刘长河闭上眼,手撑着椅背,“十万?我们哪来这么多。”
“我知道。”小鲁也低着头,“我昨晚上跟老白他老婆说了,先把八万用来把人救起来,后面咱们再跟甲方、律师沟通追责。可他们听了也糊涂,说先有钱马上就能安排治疗,也能让人们心安。”
两人一前一后站在小屋昏黄的灯光下,像两根柱子被风吹得吱呀响。现实像个老木匠,在他们肩上钉钉子,不声不响。刘长河拿出手机,盯着账本,指尖在数字上轻轻滑动。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把首笔八万的到账凭证和医院的具体费用清单先整理出来,先把这些资料交给律师,另外,把咱们队的账单、合同、现场照片都整理完。要是要追偿,证据必须在手里。”
小鲁点头,“我这就去叫老白他老婆配合,把医院账单拍下来,搬到你这里。”
他走了以后,刘长河坐回位子,手在账本上按了按边角。窗外下了小雨,雨声稀碎,像在安慰又像在催促。他打开抽屉,把那本早先放着的营业执照拿出来,灯光照在证上,字显得朴素。他想起成立之初的那个夜晚:几个兄弟围桌,举杯许愿,“再苦也做正经人。”现在他说的正经,和账本上的数字在拉扯——正经人要为谁正经?
早晨的日子过得很快,午饭也成了账本上的另一个项目:省一顿饭,能少几元;少一包烟,也能省上一点。工人们还在问工资。九点半的时候,老白的妻子和几个工友走到他的小屋门口,她们的眼神有些刺人,带着从绝望里挤出的希望。
“长河,钱到账了吗?”老白的妻子直接了当,声音里有些发颤,“孩子需要奶粉,医院要求先垫付部分。我们托着天花板过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看能不能先给我们周转点,先拿出一部分。”
他看着她,想把桌上摆着的那张到账截图递出去,那八万里有他店里一块被甲方暂时垫付的钱,但不是全部能随他支配。有的款项还被项目部用作现场固定支出,动不了。他抬手把手机拿出来,打开银行界面,熟练地把转账页面点开,却又停住,像是手被什么东西拉住。
“小鲁,上来。”他把门轻轻掩上,声音低而沉。“先别急着问账,我现在去银行把首笔八万划过去,先解决医药费和临时补助。其他的我们再慢慢谈。”
老白的妻子听到这个承诺,先是一愣,然后像是被什么东西撑住了,眼神里露出一小片松动。她点点头,眼眶红了,说不出话来。
他出了门,雨后的空气凉得刺鼻,走到网点柜台前,填着表格,几分钟的时间像被压缩成了几个呼吸的宽度。那笔钱划出账户后,他坐在银行门口的长椅上,肩膀一阵软,像被风吹瘪。他突然觉得无力,像被人掐住喉咙后松手,气回不来。他把手指贴在胸口,那里有一股热和冰混合着向外蔓延——是责任和恐惧同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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