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的早晨没有颜色。天光灰得像被水涮过,尘土混着雾,空气里带着一种干涩的味道,吸进去喉咙发痒。刘长河提着水桶走进院子,脚下是踩不平的石子路,鞋底磨得生疼。他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的皮肤因为前几天晒得发红,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脱皮。
刘老板站在脚手架旁,叼着烟和包工头说话。刘长河不敢靠太近,只在一旁等指令。旁边几个师傅喝着小卖部买来的热豆浆,聊的都是哪个建材涨价,哪个客户拖尾款,讲得随意,但句子里总带着一层疲倦。
“你,”刘老板抬手指向他,“跟老范,先打下手。”
老范五十多岁,瘦高,脖子上有道老伤,声音沙哑,说话从不快。听见这话,他只看了刘长河一眼,没点头,也没否决,转身就走。
刘长河跟上。老范脚步快,工地里铁皮屋一排一排,风吹过,铁皮震得响。他们走到一间未完工的房里,光线暗,把水泥墙照得斑驳。
“先搬砖。”老范说。
嗓音像从木箱里透出来,干、硬,没有情绪。
刘长河走到外头,一趟一趟把砖抬进来。砖不算重,可数量多,反复弯腰,腰很快就发酸。搬到第十趟的时候,他的手心开始发烫,手指微微颤,他吸了口气,没有停。
老范没看他,只在角落里量墙,拿笔在水泥面上画线。铅笔划过墙的声音很轻,却显得特别清楚。他的动作不急不慢,像已经做过上万次。
搬砖、和水泥、抬木板、清地面,活杂又散。午饭时大家坐在墙边,盒饭是萝卜烧肉,油不多,肉也硬。一个年轻的工人边吃边说:“新来的这小子挺能干。”
老范没说话,只是低着头吃饭,筷子夹得很稳。
刘长河喝了几口水,嗓子还有粉尘的味道。他眼角余光瞟到老范的手,那手关节突出,皮肤粗糙,指甲缝里常年嵌着尘灰,像怎么都洗不掉。
下午老范开始贴瓷砖。切割机一开,声音刺耳,粉尘喷出来,浮在空气中,吸进鼻子里像砂纸在打磨。他一块一块贴,缝隙留得笔直。刘长河看得仔细,看他怎么抹灰、怎么用线坠找直。
看着不难,轮到自己就全不一样。
老范说:“你来。”
刘长河接过抹子,支腕的角度不稳,灰一下抹得太厚,贴上去瓷砖下坠,缝直接歪了。他忙着扶,结果瓷砖边缘崩了一个小口。
老范没骂,只淡淡说:“你在干啥?贴砖不是摆积木。”
刘长河喉咙紧了下,额头上汗顺着眉毛往下流,眼睛被呛得发酸。
旁边另一个年轻师傅笑:“新来的都这样,别心急。”
刘长河吸了口气,点头,重新来。第二次也不好,第三次还是偏。他手开始僵,越着急越乱。
老范伸手夺过抹子:“去搬砖。”
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钝刀慢慢割。
刘长河把抹子放回桶里,转身的时候耳朵有点热,他知道不是累,是丢脸。他走出去搬砖,走到角落,蹲下时膝关节隐隐地跳痛。他没停,继续搬。
工地的风吹不散那种不服气的感觉,反而把它越吹越紧。
晚上收工,卸完工具,天色已经暗透。路灯亮得慢,光撒在地上,像蒙着一层灰。刘长河坐公交回去,车上人少,窗户有雾,他用手抹了一下,玻璃一下又被风吹糊。
到出租屋,他把外套挂在钉子上,衣服还带着工地的味,像石灰和汗混一起。他倒了杯水,喝了一半才发现自己嘴唇破了,喝下去有点刺。
他把背包拉开,里面是一本小学生用的作业本,还有一支自动笔。他坐在床上,灯光黄而暗,他翻开本子,开始写。
“贴砖——灰要薄,抹子角度45°,要一把压住。”
字写得不整齐,几笔重,几笔轻。他反复想老范手腕的角度,想他按砖时用力的点,想他眼睛看水平线的方式。他想得很慢,怕漏掉什么。
写着写着,手指抽了一下。他把笔放下,手心已经磨出两个小水泡,皮薄,碰一下就疼。他低头看了会儿,抬手吹了吹,又继续写。
写完一页,他靠在墙上,闭了一会儿眼。脚步声从走廊经过,有人咳嗽,有人关门,屋子里的灯闪了两下。他没睡,却也不想动。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又起了。
工地的食堂里蒸着馒头,空气里都是热气。刘长河站在窗边吃馒头,馒头有点硬,他嚼得慢,老范站在不远处,手里夹着烟,但没点。
“昨天的事儿,”老范突然开口,“急不得。”
声音不重,却像石子落在水面,推开一圈波。
刘长河抬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我知道。”
“知道跟做到不是一回事。”老范说完,掐灭烟,转身走。
上午继续贴砖。老范还是没让他上手,只让他切砖。切割机的震动透着手臂,震得掌心发麻。他切得慢,却切得稳。老范偶尔看一眼,不说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个叫阿伟的年轻师傅拍了拍刘长河的后背,有点用力:“你挺能干的,就是不太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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