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烤摊的烟火气还没散尽,GCF资本的回函就以一封加急快递的形式,再次敲开了“青莲国际”的大门。与上次礼貌的意向书不同,这次随函附上了一份厚厚的、充满法律和金融术语的《初步投资框架方案》(Term Sheet)。团队刚刚放松的神经,瞬间再次绷紧。
“这……这写的都是啥玩意儿?”王浩看着那份中英文对照、但依旧佶屈聱牙的文件,头大如斗,“啥叫‘优先清算权’?啥叫‘对赌协议’?还有这‘创始人股权锁定’和‘业绩承诺’……俺咋感觉字里行间都透着算计呢?”
赵大川推了推眼镜,面色凝重地接过文件,快速浏览着关键条款,眉头越皱越紧:“情况比预想的复杂。GCF提出的条件……相当苛刻。”他指着几个条款向陈望解释:“‘优先清算权’意味着如果公司未来出售或清算,他们投入的资金要优先于我们创始人收回,这极大降低了他们的风险,但我们的收益可能被严重挤压。‘对赌协议’要求我们未来几年必须达到约定的业绩增长目标,如果达不到,我们创始人团队的股权会被大幅稀释,甚至可能失去控制权。还有,‘创始人股权锁定’期限很长,基本意味着我们未来几年被绑在这条船上,没有退出的灵活性。”
叶栀夏听着赵大川的解释,脸色渐渐发白:“这……这不就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了,公司做得好,他们赚大头;做得不好,风险全是我们担,还可能被踢出局?这哪里是合作,简直是……卖身契啊。”
陈望默默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重生者的经验让他对这些资本游戏的常见伎俩并不陌生。在2005年,国内创业者面对国际基金的此类条款,往往因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而吃亏的例子比比皆是。他深吸一口气,目光锐利地扫过文件:“果然来了。资本不是慈善家,追求的是高回报和低风险。他们看到了我们的价值,但也想用最小的代价和风险来获取。我们的策略是:**逐条研判,据理力争,守住底线,寻求平衡。**”
**一场针对苛刻条款的“破译与反击战”立即展开。**
1. **技术解构(赵大川主导)**:陈望让赵大川作为主攻手,任务是将这份充满术语的方案“翻译”成团队成员能听懂的大白话,并逐条分析其潜在风险和对我方利益的侵害程度。同时,赵大川需要立刻通过吴教授等渠道,寻找有国际并购经验的律师或财务顾问(哪怕只是付费咨询),获取专业的条款修改建议和市场惯例参考。
2. **底线厘清(全员讨论)**:陈望组织核心团队,对照条款清单,一条一条地明确我们的“生死线”。哪些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如导致控制权丧失的对赌条款)?哪些是可以谈判修改的(如业绩目标的设定、股权锁定期)?哪些是看似苛刻但属于行业惯例可以理解的?必须形成统一的、清晰的谈判底线。
3. **替代方案准备(陈望统筹)**:陈望让叶栀夏再次梳理与沈总“战略联盟”的合作进展,评估其作为资本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和价值。同时,他让王浩留意是否有其他本土投资机构(哪怕规模小一些)表达过兴趣,作为备选,增加谈判筹码。“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们要让GCF知道,我们有的是选择。”
**接下来的几天,筒子楼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法律金融速成班”和“谈判策略研讨会”。**
赵大川泡在电话和传真机前,与能找到的有限几位专业人士沟通,常常为了一个条款的修改可能性争论到深夜。王浩虽然听不懂复杂术语,但凭着直觉和对陈望的信任,坚决表态:“望哥!俺觉得这协议就是欺负人!咱不能签!大不了俺带着合作社的乡亲们自己干!”叶栀夏则负责将晦涩的条款和讨论结果,整理成清晰的要点表格,并不断润色修改我方的回复函,力求在专业和强硬之间找到平衡。
陈望的压力最大,他不仅要消化所有信息,做出最终决策,还要不断给团队打气,稳定军心。常常在深夜,他和叶栀夏对坐无言,只是反复推敲着某个条款的修改措辞。
**就在团队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 来电者是亨氏中国区新上任的一位战略投资总监,语气比之前那位客气了许多。他表示亨氏总部调整了策略,希望以更开放的态度寻求与本土优秀企业的合作,并委婉地提出,如果“青莲”与GCF的谈判不顺利,亨氏愿意以“更尊重创始人团队和业务完整性”的条件,探讨战略投资甚至合资的可能性。
“黄鼠狼给鸡拜年!”王浩听到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这句。
赵大川分析:“亨氏此举,一是可能确实调整了策略,二是想趁GCF提出苛刻条件之机,搅局压价,或者单纯是为了获取我们的谈判信息。”
叶栀夏担忧地说:“这水越来越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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