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的风还没暖透,母亲的咳嗽却突然加重,夜里咳得喘不上气,脸色惨白如纸。“马海燕”抱着母亲哭着催杨树彬:“快去请个医生来,再拖下去要出人命了!”
杨树彬揣着仅有的几十块钱,跑遍了城中村的小诊所,可医生一听说没身份证、没足够的药钱,都摇着头拒绝。最后一家诊所的老大夫心软,给他开了点应急的药,叹着气说:“这药只能顶两天,要想治病,得去大医院做检查,至少要五百块,你们……早点凑钱吧。”
五百块,对现在的杨树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他攥着药盒,走在尘土飞扬的巷子里,心里像被烧得慌。路过一家废品站时,老板正对着伙计骂骂咧咧:“昨天收的那批铜料,少了半袋!谁要是能帮我找回来,我给五百块奖金!”
杨树彬的脚步顿住了。他知道那批铜料——前几天分拣时,他见过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偷藏过。他要是把人指认出来,不仅能拿到奖金给母亲治病,说不定还能在老板面前讨个好,以后找活也方便些。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想起了自己的身份。那些偷铜料的人,一看就是亡命之徒,要是被指认,肯定会报复;更重要的是,一旦牵扯进这事,少不了要和警察打交道,他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
纠结了一夜,母亲的咳嗽声越来越弱,杨树彬终于下定了决心——为了母亲,他赌一把。
第二天一早,他悄悄跟着那几个偷铜料的年轻人,看着他们把铜料藏在城郊的破庙里,然后赶紧跑回废品站,告诉了老板。老板大喜过望,立刻报了警,还拍着杨树彬的肩膀说:“老王,你够意思!等抓住人,奖金一分不少给你!”
杨树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假装淡定地说:“我就是碰巧看到,老板不用客气。”他想着拿到奖金就赶紧带母亲去看病,然后带着家人离开兰州,越远越好。
可没过多久,警车就来了。民警围着废品站老板询问情况,老板指着杨树彬说:“是他发现的,你们问他!”
杨树彬的脸瞬间白了,转身就想跑,却被一个民警叫住:“同志,麻烦你过来一下,配合我们做个笔录。”
他硬着头皮走过去,低着头,不敢看民警的眼睛。民警拿出纸笔,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身份证带了吗?”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破庙方向传来一阵骚动——那几个偷铜料的年轻人发现被包围,竟然拒捕反抗,和民警扭打了起来。现场一片混乱,没人再顾及杨树彬。他趁机挤出人群,一路狂奔,跑回了家。
“马海燕”看到他脸色惨白,赶紧问:“怎么了?拿到奖金了吗?”
杨树彬摇着头,喘着气说:“别提了,差点被警察认出来!我们赶紧收拾东西,现在就走!”
“那妈怎么办?”“马海燕”的声音带着哭腔,“她现在连路都走不动了……”
杨树彬看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母亲,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知道,现在走,母亲可能撑不过路上的颠簸;可不走,警察随时可能找过来,一家人都得完。
就在他左右为难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杨树彬的身子瞬间僵住,手里的行李掉在地上。“马海燕”吓得脸色惨白,抱着小宝躲到了床后。
敲门声越来越响,伴随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老王,你在家吗?我是废品站的,警察让你去做个笔录!”
是废品站老板!杨树彬的心沉到了谷底——老板肯定是带着警察来的。他缓缓地走到门边,手放在门把上,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可就在他准备开门时,门外的声音突然变了:“老王?不在家吗?那算了,警察说不用找了,人已经抓住了,奖金我先帮你存着,你回来记得找我要!”
杨树彬屏住呼吸,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才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原来,民警忙着处理拒捕的小偷,没心思再找他做笔录,让老板帮忙带话。
虚惊一场,可杨树彬却再也不敢待下去了。他背起昏迷的母亲,“马海燕”抱着小宝,一家人趁着混乱,悄悄离开了兰州,坐上了去西宁的火车。
火车上,“马海燕”用毛巾蘸着冷水,敷在母亲的额头上,小声说:“彬哥,我们还能去哪里啊?”
杨树彬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一片茫然。他不知道,也不敢想。他只知道,为了母亲,为了妻子和孩子,他必须继续逃下去,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跳。
而此时,兰州警方虽然没能抓住杨树彬,却从废品站老板口中,得到了“老王”的体貌特征——膝盖有淤青、身上有垃圾味、说话带东北口音,这些线索,让他们对“王学礼”的追查,又近了一步。
逃亡的路,依旧漫长而艰难。杨树彬抱着怀里的儿子,感受着他温热的呼吸,心里默默告诉自己:无论多难,都要带着家人活下去。可他不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快要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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