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推行,绝非一帆风顺的坦途。初时的震荡与阻力,在嬴政日益成熟的铁腕统治与核心班底精密如钟表般的运作下,逐渐被消化、引导,转化为深耕细作的持久动力。秦国这台原本就以高效冷酷着称的战争机器,在源源不断地吸纳了聂青带来的超越时代的知识养分后,正进行着一场静水深流般深刻而持久的蜕变。其影响已不再局限于咸阳的宫阙庙堂,而是如春雨润物,悄然渗透至帝国疆域的每一个角落,从田垄到庠序,从军伍到市井,无声地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与精神。
田垄之间,稼穑新篇
在关中平原一望无际的沃野上,最为直观的变化,正发生于那纵横交错的田垄之间。由天工院依据聂青提供的“代田法”、“区田法”等精耕细作原理,结合秦国实际进行简化和改良后的新耕作技术,连同经过数代筛选、表现出更强耐寒抗旱特性的“天选之种”(实为初步杂交选育的成果),开始在直属官府的试验农庄和部分敢于尝鲜的农户田地里进行试点推广。
起初,那些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经验丰富的老农们,对于官府推广的这套要求将土地划分成规整条块、实行作物轮换、甚至还要定期休耕的“古怪”法子,大多报以怀疑甚至嗤笑的态度,更不相信那些看起来比寻常种子更为干瘪的“天选之种”能带来奇迹般的丰收。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第一个忙碌的收获季终于来临,试点田里那明显更为沉甸、穗实饱满的金色禾浪,与旁边依旧采用旧法耕种的田地形成了鲜明对比,经过官府小吏的现场称量核算,产量竟平均高出近三成!这一结果,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将所有的质疑与嘲笑击得粉碎,化为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与随之而来的狂热。消息不胫而走,如同野火燎原,迅速传遍四里八乡。各郡县的农官府衙前,很快便挤满了闻讯赶来、眼含期盼的农夫,他们争相求取那神奇的新种,恳请官府派员指导那能多打粮食的新法。
嬴政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顺势下达王命,由文华阁牵头,联合各级农官系统,抽调精通农事且文笔流畅的士子,紧急编纂《大秦农事要略》。此书摒弃了过往农书艰深晦涩的文风,以统一推行的“秦文正字”为主,配以大量通俗易懂的简图,详细刊载了新式耕作法的步骤要领、新种子的特性与栽培注意事项,乃至简易的堆肥、除虫之法。成书后,由少府监加紧刊印成册,分发至帝国每一个乡、亭级别的行政单位,并选派口齿伶俐的吏员或士子下乡,在田间地头为农人现场讲解。农业,这一维系帝国命脉的根基,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与速度,被夯实、被优化,为未来的宏图霸业积蓄着最基础的粮草保障。
庠序之内,格物启智
文华阁的影响力与辐射范围,早已超越了咸阳城的界限。在范雎(范峪)的精心谋划与推动下,一套覆盖主要郡县、兼具人才筛选与系统培养功能的新式官学体系开始逐步构建起来。在蒙学阶段,除了传统的识字、书写与基础算术之外,竟破天荒地引入了对自然现象的简单观察与记录课程,引导蒙童关注风雨雷电、草木枯荣背后的规律。而在郡一级的官学中,则明确分设“经义”、“律法”、“工算”、“格物”四科,士子可根据自身兴趣与天赋,选择不同的方向进行深入深造。
这套全新的教育体系,对延续了数百年的知识传统与士人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曾有一位来自稷下学宫、德高望重的老儒生,在受邀参观某郡学“格物科”讲堂时,正好撞见教习用水盆、木块等简单器物向学子演示物体浮力原理,并将其归结为“水有承托之力,其大小可测可算”的“自然之理”,而非以往归于“鬼神莫测之机”。老儒生当场气得面色铁青,胡须乱颤,拂袖而去,并连连痛斥此为“标新立异,斯文扫地,败坏人心”。然而,与这位老儒生的反应截然相反,更多出身寒微、缺乏显赫师承,或天生对未知世界充满强烈好奇心的年轻学子,却被这扇突然打开的、通往一个崭新知识世界的大门深深吸引。他们开始尝试使用官府统一颁发的标准度量工具进行精确测量,习惯于用一步步的逻辑推演来代替过往的空谈玄理与引经据典,一种基于观察、假设与验证的朦胧的实证精神,正在这群年轻的心田中悄然孕育、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天工院与文华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密切频繁。工匠们在技术研发与改进过程中遇到的理论难题,会被系统地整理成册,送至文华阁的“格物科”,由那些思维活跃的士子们尝试从更基础的原理层面进行解析与探讨;而文华阁的士子们基于观察或推理提出的某些看似“异想天开”的设想(例如如何更高效地利用水力驱动大型器械,或者如何通过几何方法测量天地之间的距离),也会被天工院的能工巧匠们拿去仔细琢磨,评估其是否具备化为实用之物的可能性。知识探索与技术实践,这两个在过去几乎平行不相交的领域,在嬴政新政的推动下,第一次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迸发出令人惊喜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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