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赢异人病危、宫禁彻底封锁的消息,如同被刻意操控的瘟疫,在吕不韦有意的压制与选择性的泄露下,以一种扭曲而压抑的方式,在咸阳城的权力阶层与市井坊间迅速蔓延开来。整个咸阳,仿佛被笼罩在一片无形却厚重的阴云之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市面上的喧嚣似乎都低沉了几分,过往车马匆匆,行人交头接耳间,眼神中都带着难以言说的惊疑与揣测。吕不韦意图制造的,正是一种“乾坤已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恐怖压迫感,欲以此震慑所有潜在的反抗者。
然而,他终究是低估了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百余年间深植于朝野骨髓之中的法治精神与对国本稳定的极端重视;也低估了“长子”身份在宗法传承与秦律框架下的天然法理优势;更低估了嬴政归秦以来,于不动声色间,凭借自身努力与聂青等人暗中辅助,悄然积累起来的那份“贤明果毅”的声望。
就在宫禁被铁腕封锁后不久,仿佛早已蓄满力量的洪流寻到了决口,白起与范雎精心策划、布局多时的舆论反击,如同无数条被同时点燃的隐秘引线,骤然爆发!
首先是咸阳城的市井深处,那些律法与权势难以完全触及的角落。酒肆之中,茶余饭后,坊间巷尾,开始流传起各种或激昂、或隐晦的议论,其声渐响,其势渐起:
“听说了吗?大王病重,这立储的天大事情,怎能如此仓促草率?依咱们大秦的律法和祖宗定下的规矩,无嫡立长,这是铁律!公子政乃是大王正儿八经的长子,这名分,难道不是最正的吗?”
“成蟜王子年纪尚小,固然伶俐,可公子政自赵国归来,吃了多少苦?如今勤勉读书,修习武艺,连宫里那些见多识广的老宗室都私下夸赞,说他行事有度,颇有几分先王们的遗风!”
“文信侯权势是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这大秦终究是嬴姓的大秦!如此这般封锁宫禁,连朝中重臣都难以探视大王病情,这……这岂是忠臣所为?莫非真如外面悄悄传的那样,是想立个年纪小的王子,好继续……嗯?” 最后的话语往往隐没在意味深长的沉默与交换的眼神中。
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流言蜚语,实则蕴含着精准的指向,如同荒野星火,借助风势,在咸阳城的每一个闾巷、每一处军营外围、每一个官吏可能经过的街角迅速蔓延开来。白起麾下那些历经沙场、对秦法有着朴素信仰的死士,以及从北地带来的、只认军功与法度的忠心老兵,用他们最直接、也最难以追查的方式,将“立长”、“贤德”、“权臣跋扈”、“隔绝圣听”这几个致命的关键词,如同楔子般,深深地钉入了无数秦人、军士乃至低阶官吏的心田。
紧接着,这股风潮不可避免地涌向了朝堂。
并非所有身着官袍之人,都甘愿成为吕不韦权势下的应声之虫。一些真正秉承法家精神、将秦国律法与国家根本稳定视为圭臬的官员,尤其是那些掌管礼仪、典法、刑狱的关键部门官员,在吕不韦强行推动立幼、老宗正出面质疑之后,内心的不安与抵触已然积蓄到了顶点。当宫禁被彻底封锁,大王病情真相被完全掩盖的消息传来,这种不安终于冲破了某种界限。
一名素以刚直不阿、精通秦律细节而着称的廷尉府官员,在得知宫禁情况后,胸中块垒难消。他并未选择在非大朝会日贸然闯宫,而是于灯下奋笔疾书,写下了一封措辞严谨、引据充分的奏疏。他设法绕过了一些常规渠道,通过某种尚存的中立关系,将这封奏疏递入了深宫。奏疏之中,他并未直接指摘吕不韦名姓,而是以冰冷无情的律法条文为武器,重申秦国立储之根本**:
“臣谨按《秦律》及历代先王定制:继承之序,关乎社稷国本,动摇则天下疑。昔年商君变法,孝公定制,明确无嫡立长之规,旨在定名分,止争讼,安人心。今大王圣体违和,然长公子政,年已及冠,聪慧贤德之名,朝野渐闻,未见其有失德悖行昭彰于世。臣昧死恳请,立储之事,关乎国运,当严格循守法度,明示天下臣民,如此方能安定人心,稳固江山!”
这封引律据典、看似不带感**彩的奏疏,却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关键的多米诺骨牌,在沉寂而压抑的朝堂暗流中,激起了清晰的回响。
很快,仿佛是受到了鼓舞,又或是自身秉持的理念终于找到了宣泄口,陆续又有几位官员,或出于维护法统的公心,或源于对吕不韦日益专断跋扈的长期不满,或仅仅是遵循内心深处对既定规则和稳定秩序的认同,也相继通过各种方式上书,或是在小范围的官员聚谈中明确表态。其内容核心,皆殊途同归,反复强调“立长”原则的不可轻废与遵循法度程序对于国家稳定的至关重要性。
与此同时,在范雎的精密操控下,通过茅焦等不易被察觉的渠道,嬴政平日里在兰池宫展现出的学识深度(如与茅焦论辩经义时展现出的敏锐与深刻)、其“体魄日益强健、意志坚韧不拔”(实为苦修《玄龟吐纳法》与《灵猿九变》所带来的外在表现)的正面风评,被进一步放大和扩散。一个集“法理正统”、“个人贤能”、“体魄康健”于一体的理想嗣君形象,在与吕不韦一方所显露的“专权妄为”、“跋扈欺主”、“欲立幼主以遂私心”的负面形象的鲜明对比中,愈发清晰地树立起来,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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