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焦的到来,如同在兰池宫平静的水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虽微,却足以搅动一池暗流。他年约四旬,面容清癯,目光炯炯有神,身着洗得发白的深色儒袍,虽显寒素,却浆洗得一丝不苟。举止之间,一板一眼,揖让进退皆依古礼,透着老派士人那种浸入骨子里的固执与不合时宜的风骨。依制行礼后,他便开始了作为辅学博士的职责,主要为嬴政讲解《尚书》、《春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态度严谨得近乎刻板。
他的教学风格,与宗学博士那种纯粹照本宣科的刻板又自不同,更注重义理的阐发与微言大义的挖掘,时常将经义引申至治国安邦、为君为臣之道上。言语间,不乏对上古“王道”、“仁政”的推崇与追慕,偶尔,会极其隐晦地对当下秦法之“刻薄寡恩”、重律轻礼流露出些许不以为然。这其中的用意,嬴政洞若观火——这显然是文信侯吕不韦希望看到的,意图用一套与秦国主流法家思想相悖的儒家理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束缚他这位日渐成长的公子,在其心田中埋下“仁恕”的种子,以期将来能成为一个易于“引导”的君主。
嬴政始终端坐聆听,面色平静无波,如同深潭。他既不急于反驳茅焦那带有倾向性的论调,也不轻易出言附和。心中一片清明,知晓茅焦其人乃是吕不韦安插的眼线与工具,其言论本身,既是一种教导,更是一种持续的试探与塑造。他谨记聂青“藏巧于拙,寓清于浊”的告诫,并未急于表现自身的立场与好恶,反而时常就一些经义中看似艰深晦涩的细节,向茅焦虚心请教,态度恳切,显得勤勉好学,且尊重师长。然而,在这谦逊的表象之下,他年轻的心智却在飞速运转,思考着如何反过来利用此人,甚至借助其“直臣”的身份与能够直达某些层面的渠道,为自己传递某些不易由他直接表达的信号或姿态。这是在赵国为质时险恶环境的磨砺,与当前秦宫复杂局势中,他自身逐渐觉醒的审慎与机变。
暗地里,赵高与李昱这两枚暗棋的作用开始显现。
赵高凭借其与生俱来的缜密心思与对宫廷文书律令的异常熟悉,很快便梳理出茅焦入宫前后的详细行踪轨迹,并敏锐地发现,这位新博士与几位同样以“直臣”着称、但在立场上与吕不韦关系微妙的老派宗室及博士官,有过数次看似偶然的“邂逅”与简短交谈。这些零碎的信息,被赵高以只有嬴政方能心领神会的隐晦方式,巧妙地混杂在每日例行整理呈送的文书摘要与起居注的边角缝隙之中。
李昱则着力加强了对兰池宫内部,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掌控。他特别关注茅焦带来的两名随侍书童,发现其中一人眼神灵动,行事过于活络,曾数次试图借口迷路或传递物品,靠近聂青所在的静院区域,皆被李昱以“聂师清修,王命不得打扰”为由,客气而坚决地拦下。宫苑外围的巡查,他也做了不易察觉的调整,安排了几名经过暗中观察、确认背景相对干净且曾受过他一些小恩惠的底层侍卫,负责特定区域的警戒,并叮嘱他们格外留意是否有陌生或可疑之人窥探兰池宫。
数日下来,嬴政通过赵高整理的线索,结合自身与茅焦接触的直观感受,对此人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此人性情确属耿直,并非吕不韦核心党羽那般奸猾,更像是一把被吕不韦借来的“刀”,其本身或许也怀着借助辅佐公子、推行自身政治理想的心思。这把刀,有其锋利的一面,用好了,或许真能伤敌;但若驾驭不当,亦极易反噬己身。
这一日,茅焦讲解《春秋》中“郑伯克段于鄢”一节,论及“慎始敬终”之理,便借题发挥,言及为君者当有容人之量,宽厚待下,不可过于苛察严酷,隐隐将话题引向对秦法峻急的批评。
嬴政待他引经据典讲完,并未直接反驳,而是看似随意地抬起眼,目光清澈,问道:“博士,依《春秋》之大义,郑伯克段,究其根本,乃是为平息内乱,稳固社稷。学生愚见,若当时郑伯一味讲究宽厚仁恕,坐视共叔段坐大,蓄积力量,以致国中生乱,兵连祸结,百姓流离罹难,此等结局,可还堪称是‘仁政’?《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然若邦本动摇,内乱频生,民无宁日,这‘本’又如何能‘固’?这‘宁’又从何谈起?”
他引用的同样是儒家奉为圭臬的经典,却从另一个维护国家统一与秩序稳定的角度切入,其内在逻辑,隐隐契合了秦法强调集权、法令一统的内核。
茅焦闻言,明显一怔,花白的胡须微不可察地抖动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这位年岁尚轻的公子会以此刁钻角度回应,且言之有据。他捻须沉吟片刻,面上掠过一丝复杂之色,不得不承认:“公子所言……亦合情理。平息内乱,确乃固本之举。然,行事当有度,过犹不及,刑赏之间,仍需存有仁恕之心……”
“博士教诲的是,学生受教。”嬴政适时打断,不再就此话题深入辩论,转而请教起另一个关于《尚书·洪范》中“皇极”释义的问题,态度依旧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谦恭,仿佛刚才那段机锋只是好学深思的寻常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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