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李坦白后的第一个周一,平江路的清晨和往常没什么不同。卖早点的小摊冒着热气,清扫街道的阿姨挥动着竹扫帚,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我推开“春日”的门,风铃发出熟悉的叮当声,花香混合着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
小苏已经在工作了,她正在检查鲜花的新鲜度,把不新鲜的花挑出来,动作利落专业。看到我,她点点头:“楚总早。”
“早。”我说。
店里的陈设一如往常,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老李还没来,张和也没到。我在柜台后坐下,打开工作日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八点半,张和来了。她看起来有些疲惫,眼圈微微发黑。“早。”她轻声说,然后直接去了工作台,开始准备今天要用的包装材料。
她没问什么,但我知道她感觉到了。张和很敏感,她能捕捉到空气中最细微的变化。
九点,老李和陈倩一起到了。陈倩的眼睛有些红肿,显然哭过。她看到我,勉强笑了笑,然后就去音乐室了。老李看起来很平静,但那种平静是刻意维持的。
“早。”他说。
“早。”
我们之间隔着柜台,隔着这些年一起创建的一切,隔着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和不解。空气中有种压抑的沉默,连小苏都察觉到了,她做事更加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声音。
上午的生意不多,淅淅沥沥的小雨让平江路上的游人稀少。我坐在柜台后,整理这些年积攒的客户资料——那些手写的订单,那些附在花束里的卡片,那些记录着特殊要求的小纸条。每一张纸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翻到一张粉色的便签纸,上面写着:“请帮我选一束能给病人带来希望的花。我母亲在医院,医生说情况不乐观,但我想让她看到美。”
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我记得那天下午,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店里,眼睛红红的,说话时声音哽咽。我和婓一起帮她选了一束向日葵和白色洋桔梗,在卡片上写:“妈,你看,太阳花还在开呢。”
两周后,那个女人又来了,带着笑容。她说母亲看到花后精神好了很多,虽然病情依然严重,但至少有了笑容。“谢谢你们,”她说,“那束花给了我们希望。”
我把这张便签纸小心地收好。这些都是“春日”存在的意义,不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不是扩张计划里的目标,而是这些真实的、温暖的连接。
“在看什么?”张和不知何时走过来。
“以前的客户留言。”我把那张便签纸递给她看。
张和读完,沉默了一会儿。“这些才是‘春日’的灵魂,对吧?”
“嗯。”我点头。
“楚哥,”她犹豫了一下,“你真的要离开吗?”
这个问题终于被问出来了。我看向她,这个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的女孩,从青涩到成熟,从默默无闻到找到自己的方向。
“是。”我诚实地说。
她的眼睛红了,但努力控制着情绪:“为什么?”
“因为我要找回一些东西,”我说,“一些在‘春日’长大的过程中,我慢慢失去的东西。”
“那‘春日’怎么办?”她问,“我是说……它还能是‘春日’吗?”
“它会的,”我说,“只要有你在,有老李在,有所有爱它的人在,它就会继续存在。只是……会以不同的样子。”
张和咬了咬嘴唇:“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你和李哥之间的矛盾,你们看‘春日’的不同眼光。我只是……只是不愿意承认。”
“对不起。”我说。
“不用道歉,”她摇摇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只是楚哥,你知道吗?‘春日’对我而言,不只是工作。它是我在苏州的家。你们……你们是我的家人。”
她的话让我喉咙发紧。是啊,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早已超越了普通朋友的关系。可是现在,我要离开这个家了。
“张和,无论我在哪里,‘春日’永远是你的家,我们也永远是你的家人。”我说。
她点点头,擦擦眼睛,回到工作台。但她的背影看起来比平时更单薄。
中午,雨停了。阳光突破云层,照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老李走过来:“楚哥,我们谈谈交接的事吧。”
我们去了音乐室。那里很安静,乐器静静地待在角落,墙上挂着的照片记录着我们的笑容。老李泡了两杯茶,我们坐在平时办音乐沙龙时用的矮桌旁。
“你想什么时候正式离开?”他问,语气公事公办。
“月底之前吧。”我说,“我会把客户资料整理好,把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列清楚,还有一些常客的特殊要求。”
老李点点头,在本子上记着。“那你的股份……”
“我不要了,”我说,“留给你们。就当是我对‘春日’最后的支持。”
他抬起头,有些惊讶:“楚哥,那是你应得的。”
“我知道,”我说,“但我不需要。你们留着,用在‘春日’的发展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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