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深,大理的晚风带上了些许凉意。我们围坐在“旧城杰悦”的院子里,桌上摆着几瓶啤酒和一堆烤好的菌子。肖薛晨坐在老李旁边,手里捧着一杯热茶——他说晚上不喝酒,要保护嗓子。
月光洒在院子里,给每个人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银边。白天去寂照庵的那份宁静还留在心里,但此刻,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昨晚那个戛然而止的故事。
“小晨,”王杰先开口,声音很温和,“你昨晚说,在来大理之前,还去过一个地方。”
肖薛晨的手紧了紧茶杯。他低头看着杯中旋转的茶叶,沉默了很久。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竹叶的沙沙声,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哪家酒吧的民谣吉他声。
“那个地方,”他终于开口,声音比平时更低,“是深圳。”
这个答案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深圳——那个繁华的、现代的、与大理完全相反的城市。
“为什么是深圳?”婓轻声问。
肖薛晨抬起头,月光下,他的表情有种超乎年龄的复杂:“因为……我想去看看海。爷爷以前说,他年轻时跑船,见过大海。他说海是蓝色的,一望无际,比我们山里的天还大。我就想,那应该是我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他把茶杯放在桌上,双手交握,指节微微发白。
“到深圳是前年夏天,我十七岁。”他说,“出了火车站,我就蒙了。楼那么高,路那么宽,人那么多,每个人都走得很快,像在追赶什么。我背着吉他,站在地铁口,突然觉得……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他的描述很有画面感。我能想象那个场景——一个瘦弱的少年,背着破旧的吉他,站在繁华都市的街头,像一粒被风吹到陌生土地上的种子。
“我在城中村租了个床位,一个月三百,八个人一间房。”肖薛晨继续说,“白天去人才市场等活,晚上回房间写歌。深圳的夏天很热,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小风扇,转起来嘎吱嘎吱响。”
他顿了顿,像是要鼓起勇气说接下来的部分。
“在深圳的第三个月,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装修公司当小工。老板是湖南人,看我会弹吉他,说他们接了个酒吧装修的活,完工那天要在现场搞个小演出,问我能不能去唱几首歌。”
肖薛晨的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意:“那天晚上,我唱了三首歌,都是自己写的。台下坐的都是装修公司的工人、材料商、还有酒吧老板的朋友。唱完,有个戴金链子的男人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说他是个音乐经纪人。”
老李的眉头皱了起来。陈倩轻轻按住他的手,示意他不要打断。
“他说我很有天赋,说要签我,包装我,让我上电视。”肖薛晨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信了。那时候太年轻,也太想抓住点什么。他带我去录音棚,让我录了几首小样,说要去谈合作。然后……然后他说需要一些‘活动经费’。”
“你给了?”张和忍不住问。
“给了。”肖薛晨闭上眼睛,“我把在深圳攒的所有钱都给了他,一万三千块。那是我洗了多少个盘子,搬了多少块砖,才攒下来的。”
院子里一片寂静。我们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后来他就消失了。”肖薛晨重新睁开眼睛,眼神平静得让人心疼,“电话打不通,公司地址是假的。我去报警,警察说这种案子太多了,让我回去等消息。我知道,等不到了。”
他拿起茶杯,手有些抖,茶水溅出来几滴。
“钱没了,工作也没了——装修公司的老板说我心思不在干活上,把我开了。我又回到城中村,但连床位的钱都交不起了。”他深吸一口气,“最困难的时候,我三天只吃了两个馒头。晚上睡在公园长椅上,深圳的蚊子特别多,咬得全身都是包。”
杨欣悦的眼圈红了。王杰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自己的表情也很沉重。
“那你是怎么……怎么离开深圳的?”我问。
肖薛晨沉默了很久。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有天晚上,我抱着吉他坐在海边——不是旅游区那种漂亮的海滩,是港口附近,到处是集装箱和吊车。海确实是蓝色的,很大,像爷爷说的那样。但那天雾很大,我看不到对岸。”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
“我对着海弹琴,唱了一首刚写的歌。唱完的时候,发现有个老人在旁边听。他穿着码头工人的衣服,手里拿着饭盒,应该是刚下班。”
肖薛晨的眼神变得柔和:“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什么也没说,就听。后来他从饭盒里拿出两个包子,递给我一个。我们就这样,一人一个包子,看着海,坐了半个小时。”
“临走时,他说了一句话。”肖薛晨抬起头,看着我们,“他说:‘小伙子,海很大,但岸也很长。这个岸边待不下去,就换个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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