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失踪的陈校长
文/树木开花
一
一九九八年的除夕夜,鞭炮声像是要把小小的临江县给彻底掀翻。空气里弥漫着硝烟的呛人气味和年夜饭残余的油腻肉香,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守着电视里即将敲响的钟声。只有陈家大宅靠最里间的那扇窗户,断断续续传出压抑着的、激烈的争吵,又被更响的爆竹声吞没。
陈胜利,我们县一中最年轻的校长,就在那个晚上,把他刚坐上去不到两年的位置,连同整个家,一起输掉了。不是比喻,是真的输了,牌九,或者别的什么,总之,三百万。在那个工人月薪不过几百块的年代,三百万是个能压死人的天文数字。
消息像腊月里的寒风,无孔不入,天还没完全亮,就刮遍了县城的每条巷子。我那时半大不小,跟着父母住在陈家隔壁的院子。年初一一大早,是被母亲压低嗓音的唏嘘惊醒的:“……真作孽啊,胜利多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后面的话咽了回去,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扒着门缝往外看,陈家那扇气派的朱红铁门紧闭着,门前空荡荡,连片鞭炮碎屑都没有,与其他家门口的火红形成刺目的对比。一种说不出的死寂笼罩着那里。
后来听大人们咬着耳朵说,讨债的人天不亮就上门了,不是本地的,说话带着股狠戾的外乡口音,把门板拍得山响。陈老爷子,就是陈建国,那个在县城里白手起家、盖起了第一栋私人商品楼的倔强老头,硬是没开门。他隔着门板,声音嘶哑却异常冷硬:“谁欠的债,找谁去。我陈家,没有这个儿子。”
再后来,不知是谁传出来的,说昨夜后半夜,有人看见陈胜利去了城外的陈家祖坟。我那时胆大,又憋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探究欲,顺着田埂悄悄摸过去过。坟地里,老陈家那几个青石垒砌的坟包前,泥土被蹬得乱七八糟,最前面那个坟头前,有一片深褐色的、尚未完全干透的印记,泼溅开,黏糊糊地沾着几根枯草。那不是泥土的颜色。我盯着那痕迹,心里头发毛,胃里一阵翻搅,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家。那画面,那片深褐色,成了我后来无数次梦魇的开端。
陈胜利失踪得干脆利落,像一滴水蒸发了。连同他一起消失的,还有家里那只笨重黄铜保险柜中的东西——几本泛黄的地契,他母亲压箱底的一对金镯子,还有几根准备给他媳妇打项链的金条。这下,连最后一点回转的余地也没了。
陈家彻底塌了天。陈胜利的媳妇,那个总是温温柔柔的语文老师,哭晕过去几次,后来就变得沉默,眼里没了光,再后来,带着刚会走路的儿子,回了邻省的娘家,再没回来过。陈胜利的母亲,我的陈奶奶,眼泪流干了,眼睛渐渐模糊,不到一年,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她总是坐在堂屋那把旧藤椅上,朝着大门的方向,一动不动,像尊失了魂的雕塑。
二
最难受的怕是陈建国。这个一辈子要强、用肩膀扛起一栋楼的男人,仿佛一夜之间被抽走了脊梁。人们看见他时,他总是一个人闷头坐在自家那栋五层楼房的台阶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那张刻满风霜的脸灰败得吓人。有人听见他在夜里咳嗽,咳得撕心裂肺,有一次,邻居看见他扶着墙,脚边一滩暗红的血。他不是没钱。那栋楼,当时是县城里最气派的私人房产,至少值个几百万。只要卖掉,堵上那个窟窿绰绰有余。
可是他没有。
大人们私下说,那楼,是陈建国和他大儿子,也就是陈胜利的哥哥陈卫国,一起出力盖起来的。地皮是陈建国买的,但后面跑手续、找施工队、监工,陈卫国这个学建筑出身的大学生,付出了大半心血。楼房的产权证上,明明白白写着父子两人的名字。陈卫国在省城有着体面的工作,听说弟弟捅出这么大篓子,连夜赶回来,关起门和父亲谈了一夜。第二天出来时,两个男人眼睛都是红的。陈建国最终没有动那栋楼。是陈卫国坚决不同意?还是陈建国自己,在极致的愤怒、失望和痛心之后,终于狠下了心,要让那个不肖子自己吞下苦果?没人知道那夜的具体谈话内容。只知道结果就是,陈建国选择了袖手旁观,任他那个曾经最引以为傲、年纪轻轻就当了校长的儿子,自生自灭。
“爱莫能助。”他有一次对来劝说的老友吐出这四个字,声音哑得像破锣,眼神里是深不见底的疲惫和一种近乎残酷的决绝。
陈胜利就这么消失了,像投入大河的一颗石子,起初还有涟漪,后来便彻底沉底。县城的生活照旧,日出日落,只是茶余饭后,关于他的话题,渐渐淡了。只有偶尔提起那栋气派的“陈家楼”,或者县一中又出了什么新闻时,人们才会咂咂嘴,附带一句:“可惜了,陈校长……”
时间一年年过去,临江县像发了酵的面团,迅速膨胀、变化。旧街道被推平,新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陈家那栋曾经鹤立鸡群的五层楼,位置变得越来越黄金,被规划进了新城区的中心。拆迁的消息传出来时,估值是一个让人头晕目眩的数字——过亿。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