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朱慈烺那份耗费心血撰写的《恭陈剿寇安民方略事》条陈,如同投入看似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沉寂数日后,终于激起了滔天波澜。
条陈的内容,虽经朱慈烺与陈子龙反复斟酌,力求稳妥,但其内核中关于“严核军功,应以歼敌有生力量、擒斩巨酋为重,而非单纯驱敌或虚报斩首”,以及“剿抚并用,严惩首恶,招抚胁从,于流民聚集处试行以工代赈,以消寇源”等主张,依旧像锋利的针尖,刺破了朝堂之上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和既得利益者的伪装。
首先跳出来发难的,是几位与军中将领、特别是与洪承畴一系关系密切的科道言官。他们引经据典,措辞激烈,弹劾太子“年少妄言,干涉军政”,“其条陈所言严核军功,乃置疑前线将士忠勇,动摇军心,其心可诛!”,“招抚流寇,无异于养虎为患,以工代赈,更是不切实际,空耗国帑!”
这些攻击,直接将太子定位为“不懂军事、空想误国”的稚嫩储君,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其条陈的价值。
紧接着,一些秉持“乱世用重典”理念的官员也加入战团,抨击“剿抚并用”是妇人之仁,认为对流寇唯有全力剿杀,方可彰显朝廷威严,太子主张招抚,是“示弱于贼”,有损国体。
风浪骤然掀起,原本因皇帝态度暧昧而暂时蛰伏的、对太子破格提拔陈子龙的不满情绪,也借此机会一并爆发出来。一时间,朝堂之上,针对太子条陈及其本人的非议之声,甚嚣尘上。
在这片喧哗之中,首辅温体仁的态度,显得至关重要。这位老谋深算的权臣,一直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既乐见太子锋芒受挫,又不愿过早地彻底站到东宫的对立面。在争议达到**的一次朝会上,当崇祯目光扫向他,询问“温先生有何见解”时,温体仁才手持笏板,缓步出列。
他并未像那些言官般激烈抨击,而是摆出一副老成持重、循循善诱的姿态,语气平和,却字字隐含机锋:
“陛下,太子殿下天资聪颖,心系社稷,近日读书理事,偶有所得,急于报效朝廷,此心可嘉,此志可勉。”他先肯定了太子的出发点,随即话锋一转,“然,殿下毕竟年少,于军国大事之复杂艰巨,或恐见识未周。其所陈诸策,如严核军功、剿抚并用等,立意虽善,然未免失之于……锐气过甚,恐与当下情势未尽契合。军心士气,关乎成败,不可不慎;流寇狡黠,抚之不易,不可不察。”
他巧妙地将太子的主张归结为“年少锐气”,既点了火,又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仿佛只是一番出于好意的“提醒”。但这“锐气”二字,落在多疑的崇祯耳中,其分量却非同小可。
朝堂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御座之上的皇帝,以及站在储君位置上面无表情的太子朱慈烺。
压力,如同无形的山峦,轰然压至。
奉天殿内,静得能听到烛火摇曳的微弱声响和官员们压抑的呼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年轻的太子身上,等待着他的反应。是惶恐失措?是强词夺理?还是黯然退缩?
朱慈烺深吸一口气,知道这是无法回避的时刻。他必须自辩,但自辩的方式,将决定他在这场风波中的成败,甚至影响崇祯对他能力的最终判断。
他没有立刻出列咆哮,也没有怯懦低头。在短暂的沉默后,他稳步走出班次,面向崇祯,躬身一礼,声音清晰而沉稳,并未因众人的攻讦而显得丝毫慌乱:
“父皇,儿臣日前所呈条陈,实乃阅览塘报、查阅典籍后的一些浅见陋识,本意是希望能为父皇分忧,为朝廷献策。若有思虑不周、言辞不当之处,恳请父皇与诸位臣工训诲。”
先放低姿态,承认可能存在不足,堵住“狂妄自大”的指责。
随即,他抬起头,目光平静地扫过刚才抨击他最激烈的几位官员,最后落在温体仁身上,语气转为恳切而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坚韧:
“然,儿臣以为,温先生所言‘锐气’,或可解为‘忧患之心’、‘求治之切’。”他巧妙地将贬义的“锐气”转化为褒义的“忧患”与“求治”,扭转了话语的导向。
“儿臣之所以冒昧提及‘严核军功’,并非置疑前线将士之忠勇,实因深知,赏罚不明,乃兵家大忌。”他引用了基本的军事原则,“若驱敌即可邀功,虚报亦能受赏,则悍勇敢战之士心寒,而避战保身之辈得利,长此以往,军纪何以维持?战力何以提升?儿臣之意,在于使赏罚更公,更能激励真正为国杀敌之勇士,此非动摇军心,实为巩固军心!”
他停顿一下,看向那些抨击“剿抚并用”的官员:
“至于‘剿抚并用’,儿臣亦知流寇凶顽,首恶必诛。然,兵法亦云‘攻心为上’。十数万流寇,其中多少是胁从饥民?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诛戮,岂非逼迫所有流民皆从贼死战?这与‘仁者无敌’之古训,与父皇哀悯众生之圣心,是否相悖?儿臣所言招抚,意在分化瓦解,去其羽翼,孤立元凶,此乃以战促和,以抚助剿之策,绝非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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