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天气已带着透骨的寒意,而朝堂之上的氛围,却比天气更加肃杀凛冽。京师保卫战的胜利与后续的封赏风波,似乎并未带来长久的平静,反而像是一块投入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演变成汹涌的暗流,冲击着原本就并不稳固的权力结构。
首辅温体仁,这位自崇祯三年起便执掌内阁、以“孤峭”和善于揣摩上意而着称的权臣,此刻正坐在文渊阁的值房中,对着窗外的枯枝出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相位,已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清军此次长驱直入,兵临城下,固然有前线将帅无能、各地勤王迟缓的原因,但他作为首辅,总理朝政,调度全局,无论如何也难辞“辅弼失当”之咎。虽然最终京城守住了,建奴退走了,但这过程中的狼狈、损失以及暴露出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皇帝需要安抚民心、平息物议,也需要为这场近乎耻辱的“胜利”寻找一个宣泄口。
而他温体仁,正是最合适的目标。他树敌太多,无论是与他分庭抗礼的钱谦益一党(虽已暂时失势但余脉尚存),还是对他长期把持朝政、排斥异己不满的清流言官,甚至是那些觉得他未能有效协调军事、导致自己麾下兵马受损的勋贵武将,此刻都磨刀霍霍。
果然,弹劾的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通政司,最终堆积在崇祯的御案之上。
弹劾的罪名五花八门,但核心都指向他在此次国难中的表现:
有言官弹劾他“调度乖方”,未能预判建奴动向,致使京畿生灵涂炭;
有御史指责他“用人不明”,举荐的督抚、将领多有败绩,丧师失地;
更有人翻出旧账,攻击他“植党营私”、“排斥异己”,导致朝中无正人,言路闭塞,使陛下不能广听兼视,方有今日之祸。
甚至,连清军入寇期间,他温府依旧门庭若市、饮宴不绝的细节,都被有心人捕风捉影,写成“国难当头,犹自享乐”的罪状。
这些弹章,有些是实情,有些是夸大,更多的是政治攻击。但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足以动摇任何一位宰相的根基,尤其是在崇祯这样一个敏感多疑、急于寻找替罪羊的皇帝面前。
朝会上,火药味十足。几位素以敢谏闻名的科道言官,轮番出列,引经据典,言辞激烈,直指温体仁误国。支持温体仁的官员则奋力辩护,双方唇枪舌剑,吵得不可开交。往日温体仁一呼百应的威风,似乎正在迅速消散,越来越多原本依附于他的官员,开始观望、沉默,甚至暗中倒戈。
朱慈烺站在武官班列的前方,冷眼旁观着这场针对首辅的围猎。他面色平静,自始至终,未发一言。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出言维护。
他知道,温体仁的倒台,几乎是必然。这位老臣固然有能力,也懂得迎合皇帝,但其心胸狭隘、结党营私、尤其在军事方面缺乏远见和魄力,早已成为朝政特别是军事改革的一大阻碍。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中保守、僵化、内耗势力的代表。他的离去,将为朝堂腾出空间,无论是对于父皇想要调整内阁,还是对于自己未来可能想要推行更深入的改革,都未必是坏事。
但朱慈烺更清楚,自己绝不能亲自下场。温体仁毕竟是多年首辅,门生故旧遍布朝野,直接攻击他,会让自己立刻成为其残余势力的死敌,平白树敌。更重要的是,父皇的心思难以捉摸。罢免温体仁,可能是父皇自己的意志,也可能是迫于压力,甚至可能只是一次政治平衡的调整。自己若贸然表态,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可能引火烧身,破坏目前与父皇之间因军功而有所缓和的微妙关系,也可能打乱朝中其他势力(如周延儒、杨嗣昌等)的布局,使自己过早陷入复杂的派系斗争。
他牢记着卢象升“刚柔并济”的赠言,也践行着自己“不沾惹、不评议、不站队”的原则。此刻,沉默是金,稳坐钓鱼台,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让那些急于表现、或与温体仁有旧怨的言官们去冲杀,自己只需观察风向,等待结果。
这场风暴的中心,崇祯皇帝,则表现得异常沉默和……疲惫。他听着臣子们的争吵,看着那些弹劾温体仁的奏章,脸上看不出喜怒。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皇帝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是对温体仁多年辅佐却最终未能阻止国难的失望?是对群臣争吵不休、党同伐异的厌恶?还是仅仅在权衡,罢免温体仁的代价与收益?
终于,在一次持续了整整两个时辰、吵得崇祯头痛欲裂的朝会之后,他做出了决定。
没有激烈的斥责,没有冗长的罪己诏,甚至没有在朝堂上当场宣布。只是在次日,通过司礼监下发了一道语气平淡、却足以震动朝野的中旨:
“首辅温体仁,辅政有年,勤勉可念。然年事已高,精力不逮,近于国事多有疏失。着即致仕回乡,以示优容。赐银百两,表里缎四端,准驰驿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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