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强被拘第七天,苏晚收到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告知书》。
牛皮纸袋里的表格需要填写损失明细。苏晚翻开账本开始核算:电脑绣花机维修费待上海厂家报价,三台缝纫机零件需省城发票,毁坏的布料、线轴、绣框要逐项计算。
最复杂的是误工损失。她核对了考勤记录——当晚加班的十二名女工费用,次日全厂停工损失,再乘以订单延误的违约金系数。数字累积成总额:两万八千七百六十四元三角。
“这么多?”小芳惊讶。
“只少不多。”苏晚合上账本,“还没算老王的医药费。”
她把材料整理成三份,按程序需要先向周强提出赔偿要求。
看守所会见室里,周强穿着号服出现,眼里布满血丝。
“你来干什么?”他抓起话筒。
苏晚将索赔清单贴在玻璃上。周强眯眼看了一会儿,干笑起来:“两万八?把我卖了也拿不出。”
“这是你该赔的。”
“该赔?”周强身体前倾,“我厂子倒闭谁赔?老婆跑了谁赔?你把我害成这样,还要钱?”
“你的厂子是因为偷税漏料、以次充好倒闭的。”苏晚声音平静,“走到今天,是你自己的选择。”
“选择?”周强猛拍玻璃,“客户都被你抢了!订单本来是我的!”
等值班民警制止后,苏晚继续说:“你可以不赔。我会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你有房产吗?存款吗?值钱的东西吗?”
周强脸色灰败。厂子倒闭后,房子抵押了,存款还债了,老婆带走了最后的首饰。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我不要你的命。”苏晚收起材料,“只要该得的赔偿。”
第二天,苏晚去了县法院。立案庭窗口,工作人员接过厚厚一沓材料,抬头看她:“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还在拘留?”
“对。”
“材料很全。”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律师准备的?”
“自己整理的。”
递交完材料,苏晚站在法院台阶上。有人为几百块钱打官司,有人为一句口角上法庭。而她站在这里,为两万八千块的赔偿,更为一个道理——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
三天后,法院调解室。周强戴着手铐坐在对面,眼神阴沉。
调解员是位女法官:“周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吗?”
“我没钱。”
“有没有钱是一回事,该不该赔是另一回事。”法官翻看材料,“你的行为造成原告经济损失两万八千余元,事实清楚。说说你的偿还能力。”
“在坐牢,哪来的收入?”
调解陷入僵局。法官看向苏晚:“如果被告人确实没有偿还能力,判决后可能执行困难。你考虑过吗?”
“考虑过。”苏晚说,“但我还是要告。”
“为什么?”
“因为对错比钱重要。”苏晚看着周强,“我今天不要赔偿,明天就可能有人觉得做坏事不用付出代价。这个头,不能开。”
周强忽然笑了:“装什么清高?真不在乎钱,会把账算得这么细?两万八千七百六十四块三毛——真清楚。”
“该我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我的,一分不会要。”
调解失败。法官合上文件夹:“本案转入诉讼程序。周强,你需要律师吗?”
“请不起。”
“法院会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法官转向苏晚,“你确定要起诉?”
“确定。”
消息很快传开。县城里,有人说她做得对,有人说她太较真,还有人说“一个姑娘家,何必这么强势”。
苏晚不在意。她照常上学、管理工厂、设计新花样,只是每天多了一项工作——整理诉讼材料,准备开庭。
工厂的维修进展顺利。三台缝纫机已经修复,重新投入生产。女工们适应了简化版的手工绣花,效率反而提高了。
“厂长,”小芳拿着新设计的图样,“这个枫叶绣法,改了针脚顺序,是不是更立体?”
苏晚仔细看着:“这里再加一针过渡色,层次会更丰富。”
开庭前日,律师打来电话:“周强松口了。他表哥愿意帮他还一部分,剩下的分期付。”
“多少?”
“先付八千,剩下的两年内付清,按银行利率计息。”律师顿了顿,“这个条件比判决可能拿到的更好。他表哥有正经工作,可以担保。”
苏晚沉默片刻:“我考虑一下。”
她走到窗边。工厂院子里,女工们正下班回家。老王在门口检查车辆,头上的纱布已经拆了,留下浅浅的疤痕。
这些平凡的画面,是她要守护的。
次日开庭,苏晚在最后时刻接受了调解方案。周强当庭签下还款协议,他表哥作为担保人一同签字。八千块现金装在信封里,由法警转交。
接过信封时,苏晚感受到周强投来的目光——有恨,有不甘,但更多的是认命。
走出法庭,天放晴了。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泛起细碎的光。
“解决了?”陆衍等在门口。
“嗯。”苏晚把信封递给他,“存厂里账户。”
“不觉得亏吗?”
“不亏。”苏晚回头看了眼法院大门,“他付出了代价,我得到了公道。公平交易。”
摩托车驶过熟悉的街道。秋风很凉,但阳光很暖。
那些破碎的机器会修好,延误的订单会补上,被划伤的布料会成为新的设计灵感。这场官司,像一针牢固的回针,把被扯乱的线头重新固定。
生活继续。一针,一线。一程,一程。
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花要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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