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九月,曼谷总理府的办公室内,墙上的风扇缓缓转动,却驱不散空气中凝重的闷热。李金唐面前摊开着三份截然不同的报告:一份是军情局整理的越南战场简报,红蓝箭头在北部湾至十七度线之间犬牙交错;一份是财政部呈报的上半年《统计年鉴》初稿,数据显示经济增长了8.7%,但通胀压力隐现;最后一份,是刚刚破译的简短外交密电,证实中国已应北越请求,派出首批高炮与工程兵部队跨过边境。
他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第三份报告上,最终化为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摇了摇头。办公室另一侧的苏望海捕捉到了这个细微的动作,轻声问道:“总理,是对北边的局势……?”
“是,也不是。”李金唐没有抬头,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那节奏仿佛在计算着某种看不见的代价,“我在想,有些代价,明知可能徒劳,甚至所托非人,但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却不得不付。”
苏望海有些不解:“您是指中国同志支援北越?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情谊,也是唇亡齿寒……”
“唇亡齿寒,道理不错。”李金唐打断他,语气里带着一种超越时代的疏离与洞悉,“但这唇不是自己的。现在说多了也没什么意义。”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东南亚地图前。越南狭长的国土像一柄滴血的利剑,刺入中南半岛腹地。他知道,这柄剑在未来不仅会刺伤远渡重洋的美国人,最终也会伤及曾全力锻造它的邻居。那个邻居此刻正基于最朴素的国际主义与地缘安全逻辑,义无反顾地将大量物资和人员投入这场泥潭。资料显示,从1955到1963年,中国对越军事援助已达1.06亿美元,而随着美军介入加深,这个数字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我们呢,望海?”李金唐转过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务实,“我们的立场早已明确。暹罗不卷入任何一方的热战,这是我们生存的底线。但‘不卷入’不等于‘不作为’,更不等于‘不思考’。传我的命令:召开‘国家发展与安全特别会议’,范围控制在核心内阁与军方最高层。”
次日的会议在总理府地下戒备森严的简报室举行。与会者除了苏望海,还有国防部长巴实·干乍那越、总参谋长汉·颂蓬、以及主管经济计划的副总理颂奇。
李金唐的开场白直截了当:“越南的战火只会越烧越旺,直至将整个区域卷入。我们的任务,是在这场必将持续十年以上的大火边,确保暹罗不被点燃,同时还要利用火光,看清我们自己的路,锻造我们自己的盾。”
他首先看向军方代表:“巴实部长,汉将军。我要求你们在三个月内,拿出一份全新的《十年防务现代化纲要》。核心思想是‘精兵、强技、固防’。第一,停止追求军队规模的扩张,将现有陆军员额保持在七万五千人左右的实效水平即可,把有限的国防预算,从养人转向装备和技术。第二,重点发展不对称战力。导弹研究所的经费增加百分之三十,目标是在五年内,让‘暹罗-1A’形成连级实战部署能力。潜艇部队的培训要加速,从苏联买来的那两艘旧‘加托’级,拆解研究优先于修复使用,我们要的是技术,不仅仅是船壳。第三,沿泰老、泰柬边境,特别是湄公河沿岸,构筑以预警、迟滞、要点防御为主的智能防线,而不是摊大饼式的屯兵。”
巴实上将沉吟道:“总理,如果完全置身事外,是否会影响我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他们的援助……”
“美国的援助,是为了让暹罗成为他们的前哨,而不是让我们独立自强。”李金唐一针见血,“我们要接受技术,接受培训,但决不能出让战略自主。告诉美国人,暹罗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保境安民,防止战火蔓延,而非跨境行动。如果他们对此不满……”他顿了顿,“我们可以适度开放乌塔堡等基地的后勤补给功能,仅限非战斗物资转运,这是底线。”
军方领命后,李金唐转向经济团队:“颂奇,苏望海。军队是盾,经济才是我们能否挺过这场长期危机的根本。我要你们立刻启动‘国家经济韧性计划’。”
他条分缕析:“第一,农业是压舱石。扩大中部平原与北部新领土的水稻种植面积,推广中国同志提供的改良稻种,目标不仅是自给,还要建立至少满足全国半年消耗的战略储备。第二,工业要聚焦‘进口替代’与‘出口创汇’双轮驱动。利用我们从英国、日本引进的机床,法国转让的技术,优先发展化肥、农具、基础药品、纺织品等民生攸关产业。橡胶加工不能只停留在初级产品,要和柬埔寨的基地联动,生产轮胎、胶管等高附加值产品。第三,外贸要极度多元化。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甚至中东,都是潜在市场。记住,鸡蛋必须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颂奇副总理一边记录一边提问:“总理,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尤其是东北部连接湄公河的公路网,还需要大量钢材和水泥。之前与中国的‘粮食换建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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