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沈墨的“降维打击”与赵副总的缺席
市会议中心三楼报告厅,能容纳两百人的座位坐了八成满。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纸张油墨的味道。主席台上方挂着红色横幅:“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创新研讨会”。台下前三排是参会领导、专家和重点企业代表,后面是各区县、街道的干部,媒体记者集中在两侧过道和后排。
沈墨坐在靠前的发言席上,一身藏青色对襟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微微垂着眼,手指在膝盖上那份打印稿边缘轻轻摩挲,看起来沉静如常。但坐在她侧后方的沈国梁,却注意到母亲摩挲纸张的指尖,有极其细微的、几乎看不见的轻颤。
沈国梁手里的核桃,在西装裤兜里安静地躺着。他坐得笔直,目光平视前方,标准的干部坐姿。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后背的衬衫已经被汗微微浸湿。
沈秀娟坐在沈国梁旁边,今天穿了身得体的浅灰色套裙,化了淡妆。她的眼珠不像往常那样灵活转动,而是定定地看着前方主席台,嘴唇抿得有些紧。手里攥着一支笔,指节发白。
沈国栋坐在最边上,那件新T恤外面套了件沈国梁的旧西装外套,袖子长了半截,他不停地把袖子往上捋。他不敢看台下黑压压的人,只能盯着自己面前那份写满字的稿纸,嘴唇无声地开合,默念着讲解词。
小苏坐在他们身后一排,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和厚厚的文件夹,手里握着录音笔,神情专注得像要上考场。
周老爷子没坐发言席,而是被安排在台下第一排的嘉宾席。他今天穿了件崭新的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没提鸟笼,而是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他微微闭着眼,像是在养神。
研讨会九点开始。主持人简短开场后,市住建委郑主任做了主旨发言。他提到了当前城市更新面临的挑战,特别强调了“居民主体地位”和“社区资本保护”的重要性。在列举案例时,他特意提到了“某胡同居民合作社”的探索,并朝沈墨这边看了一眼。
接下来是几位专家学者发言,内容涉及政策解读、理论构建、国际经验。术语很多,数据很详实,但台下有些干部已经开始悄悄看手机。
十点半,轮到实践案例分享环节。主持人念到:“下面,有请XX胡同居民合作社理事长沈墨老师,分享他们‘居民主导、合作更新’的经验。”
掌声响起。沈墨站起身,稳步走向发言台。聚光灯打在她身上,七十五岁的背影在台上显得瘦小,但挺拔。
她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高度,没有马上开口,而是用目光缓缓扫过台下。那目光平静、温和,却有种奇特的穿透力,让一些交头接耳的人停了下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她的声音通过音响传出来,不高,但清晰平稳,“我是沈墨,一个在胡同里住了五十多年的普通居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作为专家,也不是作为干部,就是作为一个想把自己家修好的老太太,讲讲我们这群老百姓是怎么折腾的。”
开场白很平实,甚至有点“土”。但恰恰是这种“土”,让台下的气氛松动了些。不少人都抬起头,看向台上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我们胡同,十二户人家,六十七口人。房子老了,漏雨、返潮、没暖气、没独立厕所。按常规,该拆迁了。政府给补偿款,开发商来盖楼,我们拿钱走人。”沈墨顿了顿,“但我们不想走。不是要当钉子户,是舍不得左邻右舍几十年的情分,舍不得院子里那棵长了四十年的石榴树,舍不得出了门就能打招呼、谁家有事喊一嗓子就有人应的那份踏实。”
台下安静了。
“可不想走,又住不好,怎么办?”沈墨继续道,“我们想了笨办法:自己修。但一没专业,二没钱,三没人组织。一盘散沙,干不了。”
“后来,我们琢磨出了一个更笨的办法:抱团。”她语气依然平淡,“我们成立了‘居民合作社’,每家每户以房子产权入股,推选出理事会,制定了章程,把‘怎么修、修成啥样、钱怎么出、账怎么管’这些事,一条条写清楚,大家签字画押。”
她身后的大屏幕上,适时出现了几张照片:第一次胡同大会时挤满人的院子、贴在墙上的《合作社章程》手写稿、居民们在公示栏前看积分排名的场景。照片拍得并不专业,有些模糊,但里面的人眼神明亮。
“有人说,居民自己管,肯定乱。”沈墨微微提高了声音,“我们承认,刚开始确实乱。为了一根水管走哪,能吵一上午;为了谁家多出钱少出钱,能红脸。但我们定了规矩:吵架可以,拍桌子也行,但最后必须投票决定;账目每月公示,谁都能查;所有决定,理事会集体做出,理事长只有一票。”
屏幕上出现了会议记录、财务公示表、投票结果签名单的照片。密密麻麻的手写体和签名,原始,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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