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的硝烟渐渐散去,这场大会战,中**队以巨大的牺牲阻滞了日军的进攻势头,但终究未能守住武汉三镇。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为日军下一步进攻的重点目标,一旦长江防线崩溃,日军沿江西进,四川将无险可守,抗战的根基也将被动摇。此时,重新构建长江上游的防御体系,成为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
经过军事委员会多轮磋商,一个清晰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型: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战区,依托长江三峡的天险和武陵山脉的地理屏障,构建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将日军阻挡在鄂西、湘西之外,确保四川大后方的安全。
1939 年 1 月23,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复设第六战区,与首次成立时不同,此次战区的管辖区域彻底转向华中西南侧,形成了以鄂西为核心,辐射湘西、川东、黔东的防御格局。
第六战区于 1937 年 9 月 17 日首次成立,军事委员会划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但因遭到西北军将领反对,战区迟迟未能筹建。
重新设立的第六战区,主要任务保护陪都和西南大后方。
具体来看,湖北省西部的宜昌、恩施、江陵等地,扼守长江上游咽喉,是防线的核心地带;湖南省西部的常德、沅陵一带,依托武陵山脉,可侧击日军西进之路;四川省东部的万县、奉节等地,紧邻三峡,是后方补给的重要枢纽;而贵州省东部的铜仁、玉屏等地,则构成了防线的西南侧翼,防止日军从侧翼迂回包抄。
这一战略定位的核心,在于 “以地形换空间,以防御拖时间”。长江三峡两岸峭壁林立,江面狭窄,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和大型舰艇难以展开,中**队可凭借地势设置炮台、挖掘战壕,形成层层阻击;武陵山脉峰峦叠嶂、森林密布,不利于日军的快速推进,却适合开展游击战和阵地战,能够有效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用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的话说:“第六战区是重庆的东大门,三峡是大门上的铁锁,武陵山是大门外的屏障,守住这里,抗战就有了喘息之机。”
战区复设后,将领任命成为重中之重。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任命周青云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因为第六战区大部份都在四省边地管辖地,只能选择周青云。
同时,吴奇伟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驻鄂西秭归县江北地区;吴奇伟是粤军将军,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屡立战功,作战勇猛且富有谋略。
郭忏则被任命为六战区参谋长,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浙江诸暨人,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
第六战区的任命,体现了各方的政治平衡结果;同时,因为周青云的坚持,第六战区的复设比历史早了近9个月。
1939 年2月初,从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部回到辰溪的周青云,遇到头疼的事情。
在四省边政会主席办公室中,看到胡善恒送来的财政报表,周青云,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报表上的数字触目惊心:每月的军事开支和难民救济所需早已超支,每个月缺口高达300多万。
胡善恒站在一旁,面露难色地说道:“主席,再这样下去,我们财务状况会崩溃的。”
周青云沉默良久,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财政同样捉襟见肘,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他忽然想起之前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的国难薪运动,号召公职人员自愿捐献部分薪水支援抗战,或许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周青云召开了四省边政会,讨论国难薪的实行问题。
“当前国难当头,军队要打仗,难民要救济,财政缺口巨大,我们唯有自掏腰包,共赴国难。” 周青云的声音沉稳而坚定,“我的计划是,所有公务系统人员、军官、公立企业员工,每月现金薪水超过 50 大洋的部分,扣除一半充入战区财政,用于补充军费。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仅扣除现金薪水,其他物质收入和伤亡抚恤一律不得扣除,不能让将士们和公职人员寒了心。”
与会的官员们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表示支持,认为这是缓解财政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有人面露犹豫,担心此举会引起不满。
周青云知道,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推行,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各方的支持。
他没想到的是,最先站出来响应的,竟是四省边地的文人学者们,而他们的提议,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当时,随着多所高校西迁,沈从文、马寅初、梁思成、林徽因、王灿芝、曾宝荪等一批知名学者齐聚辰溪。
沈从文时任四省边地教育厅厅长,他亲眼目睹了难民儿童无学可上、流离失所的惨状,内心备受触动。
马寅初则刚刚接受周青云的聘请,担任四省边地政务的政务委员,主管经济、财政、教育。这位留洋归来的经济学泰斗,深知财政对于抗战的重要性,更心系民生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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