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的巨星 第4章 翘课

学校生活对沈遂之而言，像一件永远不合身、针脚粗糙的硬布衫，硌得他浑身不自在。那些拼音、数字、简单的儿歌和操练，对于一个内里装着成年戏魂的李可来说，幼稚得近乎侮辱。但他不得不披上这件布衫，扮演一个沉默寡言、偶尔显得迟钝的乡下孩子。

奇异的是，或许是前世零星的识字经历和成年人理解力的残留，又或许是这具身体在戏曲之外的领域也带着点不为人知的灵光，沈遂之的“功课”出乎意料地好。

语文课上，王老师教的生字，他看一遍就能记住结构，虽然握笔姿势僵硬，笔画也带着戏曲手势的别扭弧度，但写出来的字却横平竖直，有模有样。简单的组词造句，他往往能给出让王老师惊讶的、超出年龄的准确度，偶尔甚至带点不寻常的用词，比如把“跑”说成“疾走”，把“哭”说成“悲泣”，引得其他孩子哄笑，王老师却若有所思。

数学更简单，十以内的加减他心算如飞，二十以内的也难不倒。当别的孩子还在掰着手指头数“3 5”时，他已经把练习本上的题目全做完了，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枝桠，手指在桌上无声地敲着鼓点。

第一次小测验，沈遂之语文数学都拿了满分。王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说他聪明，进步快，是块读书的料。同学们看他的眼神多了些好奇，少了些最初的排斥。那个总拖着鼻涕的、坐在他前排的小胖墩，还主动分给他半块烤红薯。

可沈遂之心里没有丝毫喜悦。那张满分的卷子，轻飘飘的，没有分量。远不及他第一次完整走下一套“起霸”身段时，师傅那声勉强算认可的“嗯”来得实在。同学们的友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而遥远。他仿佛一个异乡客，偶然学会了当地的几句方言，应付了盘查，内心却依然惦念着千里之外的乡音。

那乡音，是锣鼓，是胡琴，是喷呐高亢的嘶鸣，是唱腔里百转千回的韵味。

戏班的早晚功课，赵班主果然给他减了量，但要求更“精”。早晨，他必须比上学时间提前一个时辰起床，在清冷的晨雾里耗腿、吊嗓。晚上放学回来，无论多晚，都要把当天的身段过一遍，新学的唱腔唱熟。周末和假期，更是全天泡在戏班，跟场、观摩，偶尔顶些小角色。

身体的记忆是顽固的。一旦回到那个尘土飞扬的院子，听到那些熟悉的声响，沈遂之就像一滴水融回了河流。踢腿时筋骨拉伸的痛感，吊嗓时气息冲撞声带的震颤，走圆场时脚下微微发飘的轻盈……这些感觉如此真实，如此强烈，瞬间就能冲刷掉学校里积攒的所有滞闷和格格不入。只有在练功的时候，在偶尔上台的短暂片刻，他才能感觉到这具身体与灵魂某种扭曲的、痛苦的合一。

分裂感与日俱增。在学校，他是沉默寡言但功课奇好的沈遂之；在戏班，他是对自己极狠、进步神速的小学徒“小遂子”。两个身份，两个世界，在他瘦小的躯壳里日夜交战，撕扯得他疲惫不堪。

第一次逃学的念头，是在一个春日的下午萌生的。那天上午，戏班接了个邻村白事的活儿，要唱一夜的“坐腔戏”（守灵时唱的戏）。这种戏往往悲调多，需要情感饱满。赵班主头天晚上跟他说：“明儿个白天没啥要紧戏，但你那出《哭坟》的调门还得磨，悲气不足，光有嗓子不行，得心里有那股劲儿。明儿下午，孙胖子给你说说戏。”

沈遂之记下了。可那天下午，王老师要讲新课，据说乡里中心小学的领导还要来听课。王老师头天特意叮嘱大家，一定要穿戴整齐，遵守纪律。

上午的课，沈遂之心不在焉。黑板上的字在跳舞，王老师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哭坟》里那段核心唱腔，琢磨着孙胖子说的“心里得有那股劲儿”。那股劲儿是什么？是前世家破人亡、流落戏班的凄惶？是今生被迫重操旧业的绝望？还是两者混杂的、更深刻的悲凉？

课间，他看到教室墙角扫帚上缠着一截褪色的红布条，像极了戏台上用的。他盯着那布条，手指微微颤动，仿佛已经捏住了虚拟的水袖。

下午第一节课的预备铃敲响了。同学们匆匆跑回座位。沈遂之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明媚得过分的阳光，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是哪户人家办喜事的鞭炮声（或许是错觉），又想起戏班那昏暗后台的油彩味，想起孙胖子等着给他说戏……一种强烈的、几乎无法抗拒的冲动攫住了他。

去学校，面对枯燥的课文和陌生的领导检查？还是回戏班，去触碰那令他痛苦却又无比亲切的“戏”？

几乎没有挣扎太久。当王老师拿着教案走进教室，开始整顿纪律时，沈遂之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他的动作很轻，很快，带着常年练功养成的敏捷。心跳得厉害，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近乎叛逆的、夹杂着罪恶感的兴奋。

他没有直接回戏班落脚的那个村，而是绕了一段路，从小学后面的田埂穿过去。春天的田野，泥土松软，冒着新鲜的草芽气息。他跑了起来，越跑越快，破旧的书包在背后一下下拍打着。风灌进他单薄的衣裳，却吹不散心头那股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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