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和春杏回到红星公社时,已是春耕大忙时节。田地里人影绰绰,吆喝声、犁铧破土声、牲畜的嘶鸣声交织成一曲繁忙的乐章。她们的归来,没有盛大的欢迎仪式,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池塘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张书记、王卫东等人早已从先期回来的李建国研究员那里得知了伊拉在北京的“辉煌战绩”,脸上都洋溢着与有荣焉的喜气。社员们看到伊拉,也都热情地打着招呼,眼神里多了几分之前没有的、近乎崇拜的光芒。
“伊拉回来啦!”
“听说去北京给大官儿们讲课了?真给咱红星长脸!”
“京城啥样?楼是不是特别高?”
伊拉一一笑着回应,没有半分骄矜之色。她放下行李,甚至没顾上回家,就先去了试验田和沼气池转了一圈。看到田地里的麦苗绿意盎然,沼气池运行平稳,春杏和石头带领的技术小组将日常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心里才真正踏实下来。
晚上,公社小会议室里,煤油灯亮着。伊拉向张书记、王卫东等主要干部详细汇报了北京之行的见闻、收获和思考。她没有过多渲染会场的热烈反应和领导的肯定,而是重点讲述了与其他专家交流时受到的启发,以及她感受到的差距和紧迫感。
“……所以,我觉得,咱们不能躺在现有的成绩上睡大觉。”伊拉语气凝重,“外面的世界很大,农业科学的发展也很快。咱们的‘模式’要想立得住、传得开,必须不断深化、迭代。我初步想了几个方向……”
她提出了建立长期数据监测体系的设想,不仅要记录产量、气量,还要系统记录土壤墒情、气候变化、病虫害发生情况,甚至社员健康状况,为未来的分析和决策积累原始资料;她提到了引进更精密的便携式检测仪器(如简易土壤速测盒)的可能性,让技术判断更精准;她重申了加快内部人才培养的迫切性,并正式提出了创办“夜校提高班”的计划。
张书记听得非常认真,不时点头。伊拉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反而更加清醒和具有前瞻性,这让他无比欣慰。
“伊拉,你说得对!咱们是得往前看,往深里走!”张书记一锤定音,“数据监测这事,我看行!公社想办法支持!夜校提高班,你牵头搞起来,需要什么支持,尽管提!咱们红星,就是要当这不断自我革新的排头兵!”
有了张书记的全力支持,伊拉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
“夜校提高班”很快就在原先扫盲班的基础上挂牌成立。学员不再局限于文盲半文盲,而是面向全公社有一定文化基础(主要是小学毕业或扫盲班优秀学员)、对农业技术或管理有兴趣的青年骨干。伊拉亲自担任“校长”和主要讲师,春杏、石头以及那两位知青作为辅助教员。
课程内容也大大拓展,不再仅仅是识字算数,而是增加了基础农业科学(结合红星实际讲解土壤、肥料、植物生理)、简易测绘与数据记录、沼气系统原理与维护、常见农机具使用保养、甚至还有基础的卫生防疫知识。教材除了统一发行的《农民识字课本》和《农业基础知识》,更多的是伊拉自己编写、油印的讲义,里面充满了红星公社的实例和她从北京带回来的新概念。
第一堂课,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伊拉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北京开会时那位东北老专家的问题讲起:“……人家问我,寒地的沼气池怎么越冬?咱们这儿冬天没那么冷,但这个问题提醒我们,任何技术都要考虑本地条件,要知道它背后的‘为什么’。比如,沼气池为什么能产气?今天,咱们就从这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讲起……”
她用“看不见的小工匠”来形容产甲烷菌,用“喂饱小工匠”来解释投料配比,用“给它们盖好房子”来强调保温的重要性。生动形象的比喻,结合实验室里借来的显微镜(让学员轮流观察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让这些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青年们,第一次对脚下土地和身边技术产生了如此新奇而深刻的理解。
课堂气氛异常活跃,提问、讨论声不绝于耳。下课后,许多学员还围着伊拉问个不停。春杏看着这场景,悄悄对石头说:“拉拉这一趟北京,真是脱胎换骨了。讲的这些东西,我听着都入迷。”
石头憨厚地笑着点头:“跟着伊拉姐,总能学到新东西。”
就在伊拉致力于内部提升的同时,外界因北京会议而产生的涟漪,也开始波及到红星公社。
先是省报的记者慕名而来,要深入采访“伊拉模式”和伊拉本人。伊拉没有拒绝,但她婉拒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宣传基调,坚持要求记者多报道集体、多报道普通的社员和技术小组。她带着记者深入田间地头、沼气池旁、夜校课堂,让记者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这个系统是如何依靠众人的力量运转的。
随后,地区农业局下发了一份通知,决定组织全地区公社一级的技术骨干,分批次到红星公社进行“跟班实训”,学习“伊拉模式”的经验做法。这意味着,红星公社从被学习者,正式成为了一个区域性的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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