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豪：写死投降派点燃中华魂 第150章 妇女权益

直到日头偏西，一个上山砍柴的樵夫发现了她。

身体已经凉了，嘴角有一丝暗黑的血迹，但脸上很平静，甚至带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

消息传回重庆，又掀起一阵波澜。

“楚云的娘也死了！吞金自杀！”

“这是被逼上绝路了啊……”

“一家三口，死得干干净净。造孽啊！”

市党部这次连声明都懒得发了。

楚家已成弃子，死干净了，反而省事。

但林曼记者在下一期的《新民报》上，写了一篇很短的随笔，题目叫《戒指》：

“昨日见一老妇，吞金而亡。金是嫁妆，藏了三十年，最终成了赴死的盘缠。

她女儿十八岁，不愿为妾，剪刀断腕；

她丈夫卖女求荣，身中三刀；

她自已，在女儿坟前，吞下那枚圈了一生的金环。

“一家三口，三种死法。但根子上，死因只有一个：女人不是人。

“女儿不是人，是货物，可卖。

妻子不是人，是附庸，可弃。

母亲不是人，是背景，可忘。

“那枚吞下去的金戒指，圈过她的手指，圈过她的青春，最后圈住她的咽喉。

但它圈不住的，是她临死前那句话——下辈子，做姐妹，一起读书，一起工作，谁也不靠。

“这话，是说给女儿听的，也是说给所有还在‘圈’里的女人听的。

“金会吞下去，话会传出来。

“戒指是圆的，没有尽头。但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再圆的圈，也能踏成一条直道。”

文章见报当天，《新民报》加印五千份，顷刻售罄。

七星岗小楼，这些天安静得反常。

贾玉振没有再写新文章，也没有会客。

他每天做三件事：读书，看信，在书房里踱步。

苏婉清在书房隔壁收拾出一间小储物室，专门用来存放那些雪片般飞来的信件。

麻袋装，竹筐盛，堆了半间屋。

她按照贾玉振的要求，粗略分成三类：支持鼓励的，咒骂威胁的，倾诉遭遇的。

支持的信最多，来自天南海北。有前线士兵用铅笔在烟盒纸上写的：“贾先生，我们连都会背《黄粱梦》了。

下次冲锋，我们就喊着‘不做囚徒’往前冲！”有女学生用工整小楷誊抄的集体信：“醒狮先生，我们成立了‘楚云社’，要像楚云姐姐一样，教更多女人识字、自立。”

还有不知名的工人，寄来一把粗糙的铜锁，附字条：“贾先生，这锁我打了三天，钥匙只有一把，给您装稿子用。那些想砸窗的，让他们试试这把锁！”

咒骂的信也不少，有些措辞恶毒，甚至威胁要“灭门”。

苏婉清第一次看到时，手抖得拿不住信纸。

贾玉振接过来，扫一眼，随手丢进火盆：“跳梁小丑，不必理会。”

最沉重的，是第三类——倾诉遭遇的信。

几乎全是女人写的。

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歪斜，有的甚至用拼音代替不会写的字。

内容触目惊心：被丈夫打得流产的，被婆家逼着吃斋念佛求儿子的，被父亲卖给老头换鸦片的，被哥哥强奸不敢声张的……每一封信，都是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贾玉振读这些信时，总是沉默。

他读得很慢，有时一封信要反复看几遍。

读完了，他并不立刻放下，而是握在手里，望向窗外，久久不动。

苏婉清发现，他这些天几乎不睡觉。

夜深时，书房灯总亮着。她悄悄去看过几次——贾玉振并不在写东西，只是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空白的稿纸，手里握着笔，一动不动，像在等待什么。

但偶尔，她会听见极低的哼唱声。

不是以往那些柔情缱绻的调子，而是一种陌生的、雄浑的、仿佛从胸膛深处震动出来的旋律。

那旋律时断时续，有时激昂如冲锋号，有时沉郁如夜潮涌。

她知道，他在酝酿一首新歌。

一首和《为你写诗》《金风玉露》截然不同的歌。

第五天傍晚，何三姐风风火火地来了。

她拎着一篮子新摘的豌豆尖，脸上却不见平日爽朗的笑，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

“苏姑娘，贾先生呢？”她一进门就问。

“在书房。”苏婉清接过篮子，“三姐，你这是……”

何三姐摆摆手，径直上了楼。

她没敲门，直接推开书房门进去。

贾玉振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望着外面渐沉的暮色。听见动静，他转过身。

“三姐。”

何三姐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开口，声音沙哑：

“贾先生，南岸纱厂的女工，托我带句话。”

贾玉振眼神一凝：“请说。”

“她们说，夜校现在教的《平民千字文》不够了。她们要加课——加一门‘妇女权益课’。

她们要知道，法律上女人有没有继承权，被丈夫打了能不能告官，工厂里男女工钱为啥不一样。”

何三姐顿了顿，眼泪突然掉下来，她用手背狠狠抹掉：

“还有，她们自个儿组织了一个会，叫‘姐妹互助会’。口号是……‘不做楚云，要做自己’。”

她掏出一块皱巴巴的蓝布，展开——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写着八个字：不做楚云，要做自己。字迹稚嫩，但每一笔都用力透布。

“这是细妹写的，十六岁，爹妈死了，被叔叔卖给纱厂顶债。

她说，楚云姐姐用死告诉她们，女人不是牲口。她们要活，要活出个人样。”

何三姐把蓝布放在书桌上，那八个黑字在昏黄的灯光下，像八只沉默的眼睛，盯着贾玉振。

贾玉振缓缓伸出手，手指拂过那些字。炭笔粗糙，刮过指腹，微微刺痛。

良久，他抬起头，看向何三姐，又看向门口静静站立的苏婉清。

他笑了。

那是很多天来，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笑。笑容里有疲惫，有沉重，但更多的是某种终于落定的决心。

“三姐，”他说，“告诉她们：课，我们开。不会教，我去请人来教。法律条文、妇女运动史、中外女杰传——只要她们想学，我们都教。”

他拿起那块蓝布，仔细叠好，放进怀里，贴在心口的位置：

“至于这首歌——”

他走到书桌前，铺开那张空置多日的稿纸，提笔蘸墨。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微微颤抖。

然后落下。

百战军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苏婉清站在门口，看着那力透纸背的墨迹，眼眶骤然发热。

她听出来了。

这不是情歌。

这是战歌。

是从楚云的血、阿伊莎的梦、无数女人的眼泪和呐喊里，生长出来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战歌。

窗外，重庆的夜幕彻底降临。远处万家灯火，在长江两岸次第亮起，明明灭灭，像无数不肯熄灭的星火。

而七星岗小楼的这扇窗里，那盏灯亮得格外久，格外坚定。

像在等一场必将到来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