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上马的第一周,效果立竿见影。
拿错件的情况几乎绝迹,找件的速度也快了很多。抱怨的声音渐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偶尔一两句“现在方便多了”的认可。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稍微落下了一点点。
但我很清楚,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物业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悬在头顶,而我连个像样的“盾牌”都没有。王经理那边一直没动静,这种沉默反而更让人心慌。我必须做点什么,在他动手之前,给自己增加一点筹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
机会来得有点偶然。那天傍晚,一个穿着时髦的年轻女人来取件,抱着一个不小的纸箱。她看着高高的货架,又看看自己脚上的高跟鞋,皱了皱眉。
“需要帮忙吗?”我赶紧上前。
“谢谢啊,这箱子有点沉。”她也没客气。
我帮她把箱子搬下来,顺口问了句:“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猫粮和猫砂,重死了。”女人叹了口气,“每次买这个都发愁,快递柜放不下,放驿站还得自己吭哧吭哧搬回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猫粮猫砂?重物?我脑子里那根关于“服务”的弦被拨动了。我的驿站,除了寄存,能不能提供一点点增值服务?比如,对于这种又重又大的包裹,收取极少的费用,提供送货上门?
这个念头让我兴奋起来。这不仅能增加一点收入,哪怕一次只收一块两块钱,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差异化服务,能提升住户的体验和黏性!当住户习惯了你这里的方便,甚至依赖上你的额外帮助时,物业想动你,是不是也得掂量一下可能引起的反弹?
说干就干。我找了张硬纸板,用粗笔写上:“大件\/重物(如宠物粮、桶装水等),可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仅限本小区楼内),象征性收费1-2元\/次。如需服务,请提前告知或电话联系。” 然后把牌子挂在了显眼的位置。
一开始,没什么人问津。直到几天后,一个老太太来取一大箱老年奶粉,看着牌子犹豫了一下,问我:“小伙子,真能送上门?”
“能!您住几号楼?我晚点给您送过去。”我赶紧答应。
帮老太太把奶粉送到家,她硬塞给我两个苹果。虽然我没要那两块钱,但心里比赚了二十块还高兴。这是一个开始。
渐渐地,问的人多了起来。帮年轻父母搬过婴儿尿不湿,给上班族送过成箱的矿泉水……每次收费一元或者两元,钱不多,但积少成多,更重要的是,我和很多住户从单纯的取件关系,变成能说上两句话的“半熟人”。他们知道了有个叫小陈的年轻人,在这里看驿站,很拼,还能帮点小忙。
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脆弱的关系网。同时,另一个念头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监控。驿站最怕丢件,以前地方小、件少,我还能盯得住。现在件多了,我时不时还要外出送外卖或者送货,光靠盯着不行。必须上监控!
可一套最便宜的监控设备也要好几百,对我而言是一笔巨款。我咬咬牙,决定再从牙缝里省。那段时间,我几乎顿顿清水煮面条,连榨菜都舍不得多放。送外卖时看到别人扔掉的矿泉水瓶,我会偷偷捡起来攒着卖废品。
一个多月后,我终于凑够了钱,买了一个最基础的监控摄像头,装在驿站角落里,手机App可以实时查看。虽然画面模糊,但至少有个震慑作用,也让我外出时稍微安心一点。
就在我一点点给自己的“堡垒”添砖加瓦时,王经理终于来了。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他带着两个人,直接来到了b1-07。王经理背着手,在狭小的空间里踱步,目光扫过货架、电脑、监控,最后落在我身上,没什么表情。
“小陈,你这搞得挺像回事啊。”他语气听不出喜怒。
我心里打鼓,脸上堆着笑:“王经理,您来了。就是混口饭吃,尽量不给您添麻烦。”
“麻烦?”王经理哼了一声,“投诉电话都打到我办公室了!说你这里无证经营,存在安全隐患!你这电线拉得,符合规定吗?消防呢?”
我的心沉了下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他说的是事实。
就在气氛凝固的时候,之前那个让我送猫粮的时髦女人正好来取件,看到这场面,插了句话:“王经理,怎么了?这小陈挺好的呀,帮我们收快递,有时候重东西还帮忙送一下,挺方便的。”
王经理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有住户帮我说话。他脸色变了变,没接话茬,只是又扫了我一眼,扔下一句:“你尽快把该办的手续办了!别让我难做!”然后带着人走了。
我站在原地,后背惊出一身冷汗。我知道,这次是侥幸。那个女人的话,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绝不可能让王经理改变态度。他这是在给我下最后通牒。
手续?我哪里去办手续?那意味着租金高昂的临街商铺、复杂的审批流程、还有我根本负担不起的各种费用。
危机没有解除,反而更迫在眉睫了。
但奇怪的是,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被绝望吞噬。我看着那个女人取件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看电脑屏幕上那个简陋却有效的“系统”,摸了摸口袋里今天刚收到的几笔送货上门的一元纸币。
我有了那么一点点,微小的,不被轻易撼动的“价值”。
这个四平米的地下室,不再只是一个藏身之所,它成了一个无声的战场。而我,陈默,这个曾经连死都不怕的负债者,要在这里,为了活下去的那点微光,打一场硬仗。
我知道我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但至少,我有了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