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照五世道在红尘 第71章 离不开的泥潭

三年时光，足以让一座小镇遗忘许多事情，却不足以让许家从流言的泥沼里挣脱半分。相反，那泥沼仿佛生了根，长了须，将他们缠得更深、更牢。

狗剩八岁了，到了该背着书包、走进镇中心小学大门的年纪。这本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却在许家掀起了一阵微妙的、带着腐朽气味的涟漪。

“媛配欢”超市的招牌更旧了，漆皮剥落，字迹模糊。店里的货架空了一半，积着灰。大锤几乎整天都窝在收银台后面的破藤椅里，怀里揣着个掉漆的保温杯，里面装的不是茶，是劣质的散装白酒。他喝得更多了，眼睛常年泛着浑浊的红，看人时目光飘忽，仿佛隔着层毛玻璃。别人叫他“大锤叔”，他反应半天才“唔”一声，再无往日那种刻意挺直的腰板和试图拿捏的腔调。面子？那层皮早被他自己和女儿扯得稀烂，如今只剩下一层厚如老茧的麻木，真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没人当着他的面，指着鼻子说“你闺女离婚了你家丢人现眼”，他就能缩在自己的酒精壳里，假装世界还是老样子。

唠叨更瘦了，背佝偻得厉害。她依旧每日早早起来，机械地打扫超市、整理那点可怜的货品、给一家人做饭。只是话更少了，脸上的笑容像是用久了干裂的面具，僵硬而苦涩。她照顾慕尘依旧“周到”，留饭、添衣，嘘寒问暖的套话一套接一套，可那眼神里早没了温度，只剩下一种近乎本能的、维持“家”这个空壳运转的习惯性动作。她心里那点对娘家人“团圆”的渴望，在狗剩周岁宴那场荒诞剧后，彻底熄灭了。宴席上娘家人敷衍的假笑和事后更明显的疏远，像最后一瓢冷水，浇透了她那点可怜的热望。如今，她最大的“面子工程”，就是确保孙子狗剩能“体体面面”地去上学，别让人看出这个家的窘迫和不堪。

而许三姐，这三年的岁月并未磨平她的棱角，反而将她淬炼得愈发偏执、愈发“不服”。罗清收回法脉的打击、童装店的惨败、日益沉重的债务、镇上那些挥之不去的目光……这一切非但没有让她反省，反而像燃料，把她心中那团名为“不甘”的邪火烧得更旺。她认定了是“时运不济”，是“小人作祟”，是“老天爷暂时闭了眼”。她依旧用所剩无几的信用卡额度和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借来的小额网贷，维持着最基本的“门面”——几件看起来不算太落伍的衣裳，一瓶劣质但香味刺鼻的香水，手机屏幕裂了也舍不得换，但壳子一定要是时下流行的款式。她的“事业”早已凋零，偶尔还有一两个不知底细的外乡人或实在走投无路的糊涂蛋找上门，问些鸡毛蒜皮，给个三五十块的“香火钱”，她便又能挺起腰杆，对着慕尘或空气，絮叨半天自己“还有本事”、“还有人找”。

她不是没想过离开。去年，一个远嫁北方的表姨辗转传来话，说那边县城有个商场招保洁，管住，工资虽不高但稳定，如果三姐愿意，可以带着孩子过去，从头开始。表姨话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白：离开这个是非地，换个没人认识的环境，老老实实打工，养活孩子和自己。

那晚，三姐握着手机，在冰冷的客厅里坐了很久。窗外是小镇熟悉的、令人窒息的黑暗。有那么一瞬间，她几乎要点头了。离开，切断一切，像撕掉一块溃烂的伤疤，哪怕鲜血淋漓，至少新鲜空气能吹进来。可这个念头只闪现了不到一分钟，就被更强烈的情绪淹没了。

不甘心。

凭什么是我走？我许三姐当年也是风光过的！是那些红眼病、是兰花、是罗清、是慕尘这个废物……是所有人合起伙来把我害成这样的！我走了，岂不是正合了他们的意？岂不是承认我输了，败了，在这个镇上混不下去了？

离不开。

这片土地，这个小镇，这些熟悉又厌恶的面孔，构成了她全部的世界认知和“战场”。她的骄傲、耻辱、恩怨、以及那点可怜的“存在感”，全都系于此地。离开这里，她许三姐是谁？一个陌生的、一无所有的、中年打工妇女？那比杀了她还难受。温水煮青蛙，这锅水纵然滚烫，但毕竟熟悉，她知道哪片区域稍微凉快一点，知道怎么缩着脖子能暂时避开蒸汽。跳出去？外面是未知的冰窟还是火海？她不敢想，更不愿试。

放不下。

不是放不下亲情（她对父母早已只剩怨怼和利用），也不是放不下慕尘（那个男人在她心里早已是具行尸走肉），而是放不下那点残存的、扭曲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里，她好歹还是个“名人”，尽管是臭名。走出去，她就什么都不是了。她无法忍受那种彻底的“无名”状态，那意味着她过往几十年所有的折腾、算计、表演，都成了真正的笑话，连被人议论的资格都没有。于是，她回复表姨：“谢谢姨，心意领了。家里老人孩子都离不开，这边生意也还勉强能维持，走不开。”

她选择了留下，继续困在这个早已为她量身定做的舆论囚笼里。只要她不走，许家的故事就永远是小镇最鲜活、最持久的八卦素材。新的家庭矛盾、新的风流韵事、新的发财传奇或许会暂时吸引目光，但“许三姐一家”始终是那个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咀嚼、品评、叹息一番。他们如愿以偿地成了“全镇最靓的仔”——只不过，这“靓”是打在耻辱柱上的聚光灯，照出的是满目疮痍与荒诞。

如今，这束光，不可避免地要照到下一代身上了。

狗剩要上小学了。

镇中心小学的报名日，空气中弥漫着初秋的燥热和一种新鲜的喧闹。校门口挤满了家长和孩子，崭新的书包、簇新的衣服、家长们殷切或紧张的面孔，交织成一幅再普通不过的市井画卷。

许家一行人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迅速扩散又努力压抑的涟漪。三姐是精心打扮过的。一件不知从哪个微商手里买的、仿某大牌的碎花连衣裙，颜色艳丽得有些扎眼；脸上扑了厚厚的粉，试图掩盖熬夜和焦虑带来的蜡黄与细纹；嘴唇涂着过红的唇膏。她努力挺直脊背，一手紧紧牵着狗剩。狗剩穿着明显不合身（可能是唠叨用旧衣服改的）但洗得发白的衣裤，背着个印着卡通图案、但边缘已经磨损的旧书包。孩子怯生生地，眼睛却亮晶晶的，对眼前的新世界充满了本能的好奇与一丝畏惧。

大锤没来，说是“店里离不开人”，实则是怕见人。唠叨跟着来了，她换上了自己最干净的一件灰色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挤着那种小心翼翼、生怕出错的讨好式微笑，手里还提着一个印着超市Logo的旧塑料袋，里面装着户口本、房产证明（那栋二层小楼的）、防疫本等材料。

慕尘也来了。他沉默地走在最后，穿着洗得发灰的t恤，胡子拉碴，眼神躲闪。他的出现并非自愿，是三姐强行要求的：“你是孩子爹，这种场合不出面，别人更要说闲话！”他来了，却像个局外人，与前面刻意营造“正常家庭”氛围的三人格格不入。

他们一出现，原本嘈杂的校门口出现了短暂的、诡异的安静。无数道目光，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斜睨，或迅速交错又分开，齐刷刷地聚焦过来。窃窃私语声像夏日的蚊蚋，嗡嗡响起：

“看，许三姐来了，带孩子报名呢。”

“哟，打扮得可真……精神。孩子看着倒挺乖。”

“后面那是许慕尘吧？唉，看着老了好多。”

“这一家子居然还一起出来？不是早离了吗？”

“离了也得装啊，不然孩子上学填表怎么写？”

“可怜孩子了，摊上这么一家……”

三姐感受到了那些目光和议论，像无数细针扎在背上。她下颌微扬，嘴角扯出一个自认为得体、实则僵硬的弧度，目光直视前方，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不存在。她用力握了握狗剩的手，低声却清晰地说：“儿子，挺起胸，好好走。咱家不比别人差。”唠叨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手里的塑料袋攥得死紧。慕尘则把脸扭向一边，假装在看校门口的招生简章。

报名流程繁琐而公开。验证材料、填写表格、老师简单问询。当负责登记的中年女老师接过唠叨递上的材料，看到家长信息栏里“父亲：许慕尘，母亲：许三姐”时，眉头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她抬起眼，迅速扫过面前这对“父母”——女人妆容浓艳却难掩憔悴，眼神锐利中带着虚张声势的防御；男人沉默阴郁，目光游离。她又低头看了看怯生生躲在母亲腿边的孩子，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

“孩子叫许家栋？”老师确认道（狗剩是大名）。

“对对，许家栋，小名叫狗剩，好养活。”唠叨连忙赔笑解释。

老师点点头，没再多问，熟练地录入信息。只是在“家庭情况备注”一栏，她的指尖停顿了片刻，最终还是选择了空着。有些事，无需记录在案，这个小镇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更详细的档案。

分班结果要几天后才公布。离开学校时，三姐似乎松了口气，腰板又挺直了些，仿佛打赢了一场小小的战役。她对狗剩说：“看见没，妈带你报上名了。以后你就是小学生了，好好读书，给妈争气！”

狗剩仰着小脸，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敏锐地感觉到了今天气氛的异样，那些大人的目光和压低的声音让他不安，但母亲话语里的期望，又让他懵懂地觉得，这似乎是件很重要、很严肃的事。

他不知道，从他踏进这所小学大门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不仅仅是许家栋，更是“许三姐的儿子”、“那个许家的孙子”。他的身上，被无形地贴上了家族的标签，即将带入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残酷的小型社会。家庭的“旧剧本”，将在校园这个“新舞台”上，由他这个无辜的小演员，被迫续演下去。而观众，除了那些熟悉的大人，还将添上更多懵懂却又善于模仿和残酷的——他的同龄人。小镇的流言，从未停止，只是等待新的素材。而狗剩的校园生活，将成为下一季，最新鲜、也最令人唏嘘的剧集。

九月一日，镇中心小学一年级三班的教室。阳光透过新擦的玻璃窗，明晃晃地落在崭新的课桌椅上，空气里弥漫着粉笔灰、新书本和孩童躁动不安的混合气息。

狗剩——现在该叫他许家栋了——坐在靠墙的第三排。他穿着昨天那身改过的旧衣服，洗得发白，袖口有些短了，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书包放在脚边，那个磨损的卡通图案在明亮的光线下显得更加黯淡。

班主任姓李，是个面容温和的年轻女教师，正站在讲台上，用轻快的语调讲着《入学第一课》，关于纪律、友爱、还有对知识的向往。大多数孩子仰着小脸，眼睛亮晶晶的，带着新鲜与敬畏，努力跟上老师的每一句话。偶尔有调皮的交头接耳，也被老师温柔的目光制止。

许家栋没有交头接耳。他的坐姿甚至算得上“乖巧”，腰板挺得笔直，双手平放在桌上，眼睛也看向讲台方向。然而，如果你仔细看他的瞳孔，会发现里面空茫茫的，没有焦距。老师的声音，那些对别的孩子充满魔力的词语，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浑浊的毛玻璃传进他的耳朵，变成了嗡嗡的背景噪音。

他的思绪飘在哪里？或许是在“媛配欢”超市后屋那永远弥漫的、混杂着烟酒、廉价香水和积尘气味的空气里；或许是昨晚母亲三姐边给他整理书包，边咬牙切齿的低语：“去了学校给老娘争口气，别像你那个没出息的爹！”；又或许是爷爷大锤醉醺醺的鼾声，或是奶奶唠叨那永远带着焦虑的、絮絮叨叨的叮嘱……这些碎片，比黑板上工整的拼音字母更真实，也更沉重地占据着他幼小的脑海。

四十五分钟的课，他有四十四分钟在走神。唯一回神的那一分钟，是因为前排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橡皮掉到了他脚边，回头看了他一眼。许家栋下意识地缩了缩脚，嘴唇蠕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眼神里掠过一丝受惊小动物般的惶惑。那男孩捡起橡皮，转回去了，再没看他。

课间十分钟，操场成了欢乐的旋涡。孩子们像出笼的小鸟，尖叫、奔跑、追逐、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分享着从家里带来的新奇文具或零食，迅速凭着直觉建立起最原始的友谊联盟。

许家栋独自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阴影里，背靠着冰凉的墙壁。他安静地看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既没有渴望加入的急切，也没有被排除在外的悲伤，只有一种深深的、与年龄不符的疏离。他的“乖巧”在这里成了无形的屏障，将他牢牢隔绝在外。

有两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嬉笑着跑过他面前，其中一个不小心撞了他一下。女孩停下来，看了他一眼，大概想道歉或拉他一起玩。许家栋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后退半步，嘴唇翕动，极小极快、含混不清地吐出三个字：“私孩子。”

女孩没听清，愣了愣，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被同伴拉走了。

“私孩子”。这不是学校里会出现的词汇。这是他从大锤醉后的咒骂里、从三姐对慕尘极尽侮辱的咆哮里、从村里妇女指桑骂槐的闲谈碎片里，反复听到的词。他并不确切懂得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意味着多么恶毒的中伤和鄙夷，他只是懵懂地感觉到，当大人们吐出这个词时，总是伴随着强烈的厌恶、愤怒和某种“你低人一等”的意味。这成了他词汇库里，少数几个与强烈情绪挂钩的“大人词”之一。在不知所措、感到威胁或需要表达某种他无法理解的抗拒时，这个词就会不受控制地溜出来。

午餐时间，孩子们拿出自带的饭盒，或者去学校小食堂打饭。食物的香气弥漫开来。许家栋从那个旧书包里，掏出的不是饭盒，而是用皱巴巴的超市塑料袋包着的东西——两包颜色艳丽、包装粗劣的辣条，一袋膨化食品，还有一个塑料瓶装的、色素兑成的“果汁饮料”。

这是唠叨今天早上塞给他的。“咱家栋栋也吃好的！”唠叨说这话时，脸上有种混合着心疼和虚张声势的表情。在她扭曲的认知和拮据的经济里，这些在超市里属于最廉价、最不健康货架的“零食”，因为带着工业化的包装和刺激的口感，反而成了她能给孙子的“好待遇”，是区别于“家里剩饭”的、“有面子”的午餐。她甚至可能觉得，别的孩子带的“家常菜”太“土”，不如这些“有牌子”（尽管是杂牌）的零食“高级”。

许家栋小口吃着辣条，油渍沾在了嘴角和手指上。那浓烈的、人工香精和辣椒素混合的味道，对他而言是熟悉且“美味”的。家里很少正经做饭，超市卖不掉的临期零食、方便面、廉价火腿肠，常常就是他的主食。他的味蕾，早已被这种重口味工业化产品塑造。

他看见旁边座位上一个戴眼镜的小男孩，饭盒里是整齐的米饭、清炒的西兰花和切成小块的排骨。小男孩吃得很香。许家栋犹豫了一下，从自己袋子里拿出一根辣条，递过去，小声说：“给你吃。给你吃，给你吃，好吃的，呵呵呵嘻嘻嘻。”

小男孩好奇地看着那红油油的条状物，又看看许家栋油乎乎的手和嘴角，犹豫着摇了摇头：“妈妈说，这个不卫生，不能吃。” 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许家栋举着辣条的手僵在那里，脸上闪过一丝茫然和受伤。他不懂“不卫生”是什么意思，但他听懂了“不能吃”，以及那话语里隐含的拒绝。

下午放学，家长们等在校门口。那个戴眼镜小男孩的母亲，一个穿着得体、面容整洁的年轻女人，拉着儿子问第一天上学的情况。小男孩叽叽喳喳说着，提到了“有个同学给我吃辣条，我没要”。

女人立刻皱起了眉头，警惕地问：“哪个同学？叫什么？”

“不知道名字，他坐我旁边，衣服有点旧……”

女人目光扫过涌出校门的孩子，很快锁定了正被唠叨拉着往外走的许家栋。她认出了那身旧衣服，也看到了许家栋手里还捏着的零食袋，以及前面那个妆容浓艳、眼神锐利的三姐。女人的脸色微微一变，立刻低声对儿子说：“以后离那个同学远一点，不要吃他的东西，知道吗？不卫生，不健康。”

她的声音不大，但附近几个同样在等孩子的家长隐约听到了，眼神交流间，传递着某种心照不宣的信息。目光有意无意地瞥向许家栋一家，那眼神里有审视，有疏离，有不易察觉的、混合着优越感的怜悯，还有一丝“千万别让自家孩子沾上”的警惕。

许家栋被唠叨牵着手，懵懂地走着。他并不知道自己分享“美餐”的举动，已经被贴上了一个无形的标签。他只是觉得，肚子有点饿，那包没吃完的膨化食品在袋子里哗啦作响。他又想起了那个戴眼镜男孩饭盒里绿油油的西兰花，那是他很少见到、家里几乎不会做的“菜”。

学校第一天，他没有学会拼音，没有交到朋友。他学会了沉默地走神，学会了在不安时吐出那个不属于他世界的恶毒词汇，也第一次模糊地感知到，自己带来的、认为最好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是需要“避之不及”的。

家庭的烙印，就这样通过最细微的日常——注意力、语言、食物——悄无声息却又精准无比地，刻在了一个八岁孩子与世界初接触的每一个瞬间里。格格不入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所背负的、那个家庭全部的扭曲与沉沦。而小镇的目光和评判，早已准备好，将这份“不同”迅速归类、定性，并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