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节的彩灯还没完全撤下,长安城的房产热潮就烧得比正月里的炭火还旺。
东市最繁华的春明街上,原本那家开了三十年的“王记绸缎庄”,门板上突然贴出了“吉铺招租”的红纸。街坊们正纳闷,就看见几个穿着锦缎袍子、操着江南口音的商人,带着账房和匠人,围着铺面指指点点。
“这铺面,市口极好。”为首的是个圆脸中年,姓钱,人都叫他钱员外,“开个银楼或者当铺,一年流水少说三万贯。去问问主家,多少钱肯卖?”
绸缎庄的王掌柜苦着脸出来:“钱员外,不是卖,是租……”
“租什么租!”钱员外一摆手,“现钱交易,五千贯,这铺子我要了。你拿着钱,去西市或者南城,随便再开一家,还能剩三千贯养老。”
王掌柜愣住了。五千贯?这铺子三年前买时才花了一千二百贯!
他还没回过神,隔壁茶叶铺的孙老板也被人围住了。这回是几个关中口音的商人,开口就是“六千贯,现钱”。
整条春明街,像一锅突然煮沸的水。原本安安稳稳做生意的铺主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坐在了金矿上。有人欢喜,真卖了铺子揣着巨款去城外买田;有人犹豫,既舍不得祖业,又抵不住高价诱惑;更多的人是惶惑——这到底怎么了?
消息灵通的人悄悄说:“听说了吗?江南那帮盐商,今年运盐赚了大钱,全往长安涌。还有蜀中的丝绸商、河东的煤铁商……都说长安是天子脚下,稳当,钱放这儿踏实。”
“可他们不做生意,全买房买铺啊!”
“你懂什么?这叫‘置产’。买了房,租出去收租子,比做什么生意都稳。”
茶楼酒肆里,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重复。而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是那些原本想在长安安家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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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主事郑清源,就是其中之一。
他去年刚中进士,授了从七品的主事,月俸十二贯。辛苦攒了两年,加上老家的父母凑了些,统共攒下三百贯,想在崇仁坊租个小院,把在洛阳的妻子接来。可当他兴冲冲去找牙人时,牙人报出的价钱让他差点晕过去。
“崇仁坊?一进小院?月租……八贯。”
“多少?!”郑清源以为自己听错了。
“八贯。”牙人拨着算盘,“这还是看您是个官身,给的实在价。要是寻常百姓,少于十贯免谈。”
郑清源脸都白了。他月俸十二贯,租个房子就去掉八贯,剩下四贯够干什么?吃饭?穿衣?人情往来?
“那……那买呢?”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牙人笑了,笑容里带着怜悯:“郑主事,您那三百贯,如今在长安城……连个茅厕都买不起喽。”
这话不全是夸张。郑清源后来打听了一圈,最偏远的坊里,一进小院也要五百贯起。稍微像样点的,动辄上千。至于东西两市附近的宅子……那已经不是给寻常官员准备的了。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赁居的小屋——那是和另外两个同年合租的,三人挤在两间房里,转身都难。夜里,听着隔壁同年的鼾声,郑清源睁着眼看着屋顶的椽子,忽然觉得,自己寒窗十年考中进士,好像……也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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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惶惑,在长安城无数个角落里蔓延。
西市卖胡饼的周饼翁,原本盘算着再干两年,在附近买个带后院的小铺,把老家的老伴接来。现在彻底断了念想——别说买铺,连租都租不起了。隔壁卖汤饼的铺子,上月租金还是五贯,这个月房东直接涨到八贯。汤饼铺老板一咬牙,不租了,收拾东西回了老家。
“这长安城,”周饼翁蹲在自家摊子后,对熟客叹气,“快成有钱人的天下了。”
熟客也叹气:“谁说不是呢。我家那巷子,原本住的全是衙门里的小吏、学堂的先生、手艺好的匠人。现在倒好,搬进来三个江南商人,一人买了两套院,打通了住。啧啧,那气派……”
房价涨,租金涨,连带着什么都涨。肉价、菜价、布价,悄没声地往上爬。百姓们捏着越来越不经花的铜钱,心里那点对盛世的欢喜,渐渐被焦虑取代。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汇到了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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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二,龙抬头。本该是春耕启幕的吉日,宣政殿里的气氛却比寒冬还冷。
户部尚书刘政会捧着三本厚厚的账册,声音发沉:“陛下,去岁至今,长安房产交易总额,较前年增了五倍。东西两市铺面均价,涨了四倍;各坊宅院均价,涨了三倍。如今一栋三进宅院的价格,已堪比陇右道一州半年的赋税。”
他顿了顿,继续道:“更麻烦的是,这些买房者中,六成非自住。江南钱氏一族,在长安有宅院十二处,铺面八间;蜀中刘氏,宅九处,铺六间;还有那几个盐商、丝绸商……据臣粗略估算,如今长安城三成以上的房产,攥在不到百人手中。”
殿中响起压抑的抽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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