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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节的彩灯还没完全撤下，长安城的房产热潮就烧得比正月里的炭火还旺。
东市最繁华的春明街上，原本那家开了三十年的“王记绸缎庄”，门板上突然贴出了“吉铺招租”的红纸。街坊们正纳闷，就看见几个穿着锦缎袍子、操着江南口音的商人，带着账房和匠人，围着铺面指指点点。
“这铺面，市口极好。”为首的是个圆脸中年，姓钱，人都叫他钱员外，“开个银楼或者当铺，一年流水少说三万贯。去问问主家，多少钱肯卖？”
绸缎庄的王掌柜苦着脸出来：“钱员外，不是卖，是租……”
“租什么租！”钱员外一摆手，“现钱交易，五千贯，这铺子我要了。你拿着钱，去西市或者南城，随便再开一家，还能剩三千贯养老。”
王掌柜愣住了。五千贯？这铺子三年前买时才花了一千二百贯！
他还没回过神，隔壁茶叶铺的孙老板也被人围住了。这回是几个关中口音的商人，开口就是“六千贯，现钱”。
整条春明街，像一锅突然煮沸的水。原本安安稳稳做生意的铺主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坐在了金矿上。有人欢喜，真卖了铺子揣着巨款去城外买田；有人犹豫，既舍不得祖业，又抵不住高价诱惑；更多的人是惶惑——这到底怎么了？
消息灵通的人悄悄说：“听说了吗？江南那帮盐商，今年运盐赚了大钱，全往长安涌。还有蜀中的丝绸商、河东的煤铁商……都说长安是天子脚下，稳当，钱放这儿踏实。”
“可他们不做生意，全买房买铺啊！”
“你懂什么？这叫‘置产’。买了房，租出去收租子，比做什么生意都稳。”
茶楼酒肆里，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重复。而真正感受到切肤之痛的，是那些原本想在长安安家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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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主事郑清源，就是其中之一。
他去年刚中进士，授了从七品的主事，月俸十二贯。辛苦攒了两年，加上老家的父母凑了些，统共攒下三百贯，想在崇仁坊租个小院，把在洛阳的妻子接来。可当他兴冲冲去找牙人时，牙人报出的价钱让他差点晕过去。
“崇仁坊？一进小院？月租……八贯。”
“多少？！”郑清源以为自己听错了。
“八贯。”牙人拨着算盘，“这还是看您是个官身，给的实在价。要是寻常百姓，少于十贯免谈。”
郑清源脸都白了。他月俸十二贯，租个房子就去掉八贯，剩下四贯够干什么？吃饭？穿衣？人情往来？
“那……那买呢？”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牙人笑了，笑容里带着怜悯：“郑主事，您那三百贯，如今在长安城……连个茅厕都买不起喽。”
这话不全是夸张。郑清源后来打听了一圈，最偏远的坊里，一进小院也要五百贯起。稍微像样点的，动辄上千。至于东西两市附近的宅子……那已经不是给寻常官员准备的了。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赁居的小屋——那是和另外两个同年合租的，三人挤在两间房里，转身都难。夜里，听着隔壁同年的鼾声，郑清源睁着眼看着屋顶的椽子，忽然觉得，自己寒窗十年考中进士，好像……也没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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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惶惑，在长安城无数个角落里蔓延。
西市卖胡饼的周饼翁，原本盘算着再干两年，在附近买个带后院的小铺，把老家的老伴接来。现在彻底断了念想——别说买铺，连租都租不起了。隔壁卖汤饼的铺子，上月租金还是五贯，这个月房东直接涨到八贯。汤饼铺老板一咬牙，不租了，收拾东西回了老家。
“这长安城，”周饼翁蹲在自家摊子后，对熟客叹气，“快成有钱人的天下了。”
熟客也叹气：“谁说不是呢。我家那巷子，原本住的全是衙门里的小吏、学堂的先生、手艺好的匠人。现在倒好，搬进来三个江南商人，一人买了两套院，打通了住。啧啧，那气派……”
房价涨，租金涨，连带着什么都涨。肉价、菜价、布价，悄没声地往上爬。百姓们捏着越来越不经花的铜钱，心里那点对盛世的欢喜，渐渐被焦虑取代。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汇到了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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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二，龙抬头。本该是春耕启幕的吉日，宣政殿里的气氛却比寒冬还冷。
户部尚书刘政会捧着三本厚厚的账册，声音发沉：“陛下，去岁至今，长安房产交易总额，较前年增了五倍。东西两市铺面均价，涨了四倍；各坊宅院均价，涨了三倍。如今一栋三进宅院的价格，已堪比陇右道一州半年的赋税。”
他顿了顿，继续道：“更麻烦的是，这些买房者中，六成非自住。江南钱氏一族，在长安有宅院十二处，铺面八间；蜀中刘氏，宅九处，铺六间；还有那几个盐商、丝绸商……据臣粗略估算，如今长安城三成以上的房产，攥在不到百人手中。”
殿中响起压抑的抽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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