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二年秋,长安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进太极殿的朱红窗棂。新君李承佑登基已满一年,太上皇帝李宸翊退居上阳宫“颐养天年”,实则仍通过密信、心腹掌控着军政核心。表面上大唐歌舞升平,海外商线畅通、国库充盈,暗地里却涌动着看不见的暗流——宗室、后宫、朝堂、外戚、利益集团交织在一起,围绕着人、财、物、军、政的争夺,展开了一场无声却致命的角力。
被废黜的四皇子李承安虽流放琼州,但其母族韦氏并未死心。韦氏联合几位对李承佑新政不满的宗室亲王,暗中联络被削去宗籍的李炎旧部,企图利用“宗室子弟不得干政”的新规引发不满,逼迫李承佑恢复部分宗室特权。
明面上,赵王李崇在朝会上屡次发难,以“海外拓线耗费巨大、加重百姓负担”为由,反对水师继续扩张,实则是不满水师控制权被秦岳等新君亲信掌控,希望扶持宗室子弟担任水师要职。他联合几位宗室大臣,多次联名上书,要求“宗室参与海外商线管理,共享通商之利”。
暗地里,韦氏通过外戚势力,贿赂上阳宫内侍,试图窥探太上皇帝的健康状况与对新君的态度;同时派人潜入琼州,联络李承安旧部,策划“假传遗诏”的阴谋——一旦太上皇帝身体有恙,便散布“李承佑篡改遗诏、逼迫父皇禅位”的谣言,拥立李承安复位。
太子时期便深谙实务的李承佑,早已通过宗正寺的眼线掌握了韦氏与赵王的动向。他没有贸然动手,而是一面假意安抚宗室,同意“选拔部分宗室子弟进入市舶司任职(无实权)”,暂时平息不满;一面令天枢锐卫加强琼州防务,监视李承安旧部;同时亲自赴上阳宫探望太上皇帝,呈上韦氏与赵王的联络证据,争取父皇支持。
李宸翊看着证据,玄铁拐杖重重叩击地面:“宗室之乱,屡禁不止!韦氏野心勃勃,赵王糊涂至极,若不敲打,必成大患!”他暗中授意李承佑:“宗室需分而治之,拉拢中立者,打压首恶者,既要让他们知晓你的仁厚,也要让他们明白你的铁腕。”
李承佑登基后,册封太子妃沈氏为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士族,温婉贤淑,却无子嗣;贵妃韦氏育有一子李瑾,试图争夺储位;淑妃杨氏育有长子李恒,出身寒门,深得李承佑喜爱,却因母族无势,在后宫备受排挤。
明面上,韦贵妃频频在宫中设宴,拉拢妃嫔与内侍,散布“李恒体弱多病、不堪大任”的谣言;暗地里,她通过外戚联络赵王李崇,希望宗室与外戚联手,逼迫李承佑早日立李瑾为储。更有甚者,她令人在杨氏的汤药中加入微量安神药,导致李恒偶有嗜睡症状,试图以此证明“李恒身体不适,不宜立储”。
李承佑察觉李恒身体异常后,暗中令太医院彻查,最终揪出下药的宫女(韦贵妃心腹)。他怒不可遏,却碍于韦氏外戚在朝堂有一定势力,且太上皇帝强调“后宫不宜大兴狱讼”,只得将宫女杖毙,暂时没有处置韦贵妃,但剥夺了她“抚养李瑾”的权利,将李瑾交由皇后沈氏抚养,斩断了韦贵妃与皇子的直接联系。
沈氏不负所托,对李瑾与李恒一视同仁,既避免了皇子间的隔阂,也让韦贵妃失去了“母凭子贵”的最大筹码。韦氏外戚见状,不得不收敛锋芒,后宫的争斗暂时平息,但暗潮仍在涌动。
李承佑推行的“海外拓线、工商兴邦、农工平衡”新政,触动了以士族、传统豪强为核心的保守派利益,朝堂上形成了“革新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
以太子旧部、寒门官员、破虏书院出身的技官、水师将领为主(如秦岳、宋廉、破虏书院山长张衡),支持海外拓线、科技研发、工商税改革,主张“海权兴邦”,代表着新兴的工商业者与水师利益。
以士族大臣、宗室亲王、传统豪强代言人为主(如赵王李崇、礼部尚书韦温、江南士族代表王彦),反对海外拓线(认为耗费巨大)、反对工商税(认为损害豪强利益)、反对打破“士农工商”等级制度,主张“以农为本,闭关自守”。
保守派以“国库需留存应急”为由,反对继续拨付巨额资金给破虏书院研发新式装备与水师拓线;革新派则以“海外商线税收激增、长远利益巨大”为由,要求加大投入。双方在朝会上多次激烈辩论,甚至引发百官罢朝的威胁。
吏部尚书宋廉(革新派)推行“科举 实务”的选官制度,提拔了大量寒门与技官,触动了士族的利益;保守派则通过韦温等礼部官员,在科举中暗中打压寒门学子,扶持士族子弟。更有甚者,保守派暗中联络地方官员,阻挠新政推行,如江南士族故意拖延工商税缴纳,北方豪强抵制水师招募船员。
李承佑采取“平衡之术”应对:一面同意保守派“削减部分水师拓线预算,优先保障民生”的要求,安抚传统势力;一面暗中增加对破虏书院的专项拨款(以“军事研发”名义,避开朝堂争议);同时令宋廉加快“实务特科”选拔,培养更多革新派人才,逐步稀释士族在朝堂的影响力。
太上皇帝李宸翊虽不直接干预朝堂,但在关键时刻会出手定调。当保守派以“祖制不可违”为由反对工商税时,李宸翊通过内侍传出口谕:“祖制为保民生,新政亦为保民生。若工商兴能富国强民,何惧祖制束缚?”一句话震慑了保守派,为李承佑的新政保驾护航。
保守派多次上书,要求“更换水师都督,由宗室子弟担任”,理由是“秦岳权力过大,恐生异心”;暗地里,赵王李崇通过旧部联络边军节度使,企图在边境制造小规模冲突,迫使李承佑调水师驰援,从而削弱水师对海外商线的掌控。
李承佑深知军权的重要性,他一面加强对天枢锐卫的掌控,清洗与宗室有牵连的中低层将领,提拔忠心耿耿的寒门子弟;一面安抚禁军旧部,承诺“只要忠于大唐,待遇不变、职位不降”;同时令秦岳加强水师与边军的协同演练,表面上是为了应对边境威胁,实则是让水师与边军相互制衡,避免单一军种被某一势力掌控。
李宸翊也在暗中布局,他召见禁军统领(自己的旧部),警告道:“朕虽退居上阳宫,但大唐的军权,只能属于忠于帝王、忠于大唐之人。若有人敢勾结宗室、图谋不轨,朕定不饶他!”禁军统领吓得连连叩首,表态绝对忠于新君。
海外商线的巨大利润,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肥肉”:
李承佑令三皇子李承宇(掌管财政)彻查此事,李承宇雷厉风行,查出市舶司三名官员(韦氏外戚)走私偷税,以及两名水师将领泄露航线的罪证。李承佑当机立断,将走私官员斩首示众,水师将领革职流放,同时加强市舶司管理,推行“航线保密制度”“商税公开制度”,让海外商线的利益透明化、规范化。
但保守派并未善罢甘休,他们暗中联络江南豪强,故意囤积海外输入的香料、橡胶等战略物资,抬高物价,试图引发市场混乱,逼迫李承佑让步。李承佑见状,令润王李景湛(掌管漕运与外贸)从海外紧急调运物资,同时开放国家储备,平抑物价,化解了这场经济危机。
永徽二年冬,长安的第一场雪落下,覆盖了太极殿的琉璃瓦,也掩盖了深宫朝堂的角力痕迹。李承佑立于御座前,望着阶下看似平静的百官,心中深知,这场围绕着人、财、物、军、政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他转头望向窗外上阳宫的方向,那里的太上皇帝李宸翊,既是他的后盾,也是他必须跨越的“大山”。
这场斗争没有硝烟,却比战场更残酷;没有刀光剑影,却处处是致命陷阱。但李承佑并不畏惧,他从江南历练到朝堂肃清,从平定西域到拓土远洋,早已练就了铁腕与智慧。他知道,唯有在这场复杂的角力中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利益,清除异己,才能真正掌控大唐的命运,延续景安盛世的辉煌。
而这,正是大唐的生命力所在——在不断的矛盾与斗争中,革新与保守碰撞,新势力与旧势力角力,最终推动着王朝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