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所以他在测试界限。”陈默说,“用非法手段实现合法目的,这算不算正义?如果帮助了受害者,手段是否可以原谅?”
典型的道德困境,也是“纠正者”一直利用的心理:当法律无法保护弱者时,私力救济是否合理?
老李问:“明晚你去吗?”
陈默犹豫。从警察的角度,不应该单独赴约,那是违反程序且危险的。但从调查的角度,这可能是接近核心人物的机会。
“我去,但你们外围布控。”陈默最终决定,“保持距离,如果我发出信号,再行动。”
“太冒险了。”
“但可能值得。”陈默说,“我们需要知道‘天平’想要什么,他的‘平衡实验’是什么。”
第二天晚上七点四十分,陈默独自驾车前往老码头。他穿着便衣,没有武器,只有一支录音笔和隐藏的追踪器。
老码头区一片黑暗,只有远处街灯的光勉强照到。3号仓库是最大的一个,铁门半开,里面透出微弱的光。
陈默推门进入。仓库内部空旷,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吊灯悬在桌子上方,光线集中,周围是深深的阴影。
一个人坐在阴影中的椅子上,只能看到轮廓。
“陈警官,准时。”声音与电话中相同,“请坐。”
陈默在对面的椅子坐下,保持警惕:“我来了。你的实验是什么?”
“首先,感谢你的信任。”影子说,“但我必须确认: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如你所愿。”
影子沉默片刻,似乎在观察或倾听。然后说:“很好。现在,让我们谈谈平衡。”
灯光稍微调亮,陈默能看清对方的轮廓:中等身材,穿着深色外套,戴着面具,无法辨认面容。
“平衡是什么?”陈默问。
“在极端之间找到中点。”影子说,“林守义的纠正过于暴力,李浩然的记录过于消极。我在寻找主动但不暴力、有效但合法的方式。”
“绑架张强是合法吗?”
“不是。”影子承认,“但结果是积极的:一个受害者得到了帮助,一个错误得到了纠正。如果没有我的干预,张强可能还要上访多年,最终可能走上绝路。”
“所以你用非法手段实现了正义?”
“我在测试:当一个明显的不公存在,而系统反应缓慢或失效时,适度的外部压力是否可以加速正义的实现。”影子语气平静,像在做学术报告。
“但谁给你施加压力的权力?”
“没有人给,也不需要。”影子说,“权力来自必要性。当有人溺水而救生员不在时,任何会游泳的人都有权力和责任去救。”
“但如果救生员来了,会追究你违规入水呢?”
“那就追究。”影子说,“我接受后果,但不会后悔救人。”
陈默理解这个逻辑,但无法接受。社会需要规则,即使规则有时显得低效或不公。打破规则的危险在于:每个人都可以定义什么是“必要”,什么是“正义”,最终导致混乱。
“你的实验下一步是什么?”陈默问。
“更大规模的测试。”影子说,“我选择了七个类似的案例:明显的不公,系统的失效,受害者急需帮助。我将通过不同方式施加压力,测试哪种方式最有效、副作用最小。”
“什么方式?”
“第一种:信息揭露,像李浩然那样,但更精准。第二种:舆论施压,通过媒体和网络。第三种:经济压力,比如针对公司或机构的抵制。第四种:法律辅助,帮助受害者起诉。第五种:谈判调解,像我对待张强那样。第六种:象征性抗议,引起关注。第七种:系统内部改革建议。”
“七种方式...”陈默想起六等分圆和第七个仪式,“又是七。”
“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影子说,“我需要完整的测试,才能找到平衡点。”
“但你这样做仍然是非法的,因为你未经授权干预他人事务,甚至可能涉及胁迫。”
“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影子身体前倾,“陈警官,我需要一个系统内的合作者。你见证实验,评估结果,如果某些方法有效且可控,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制度化。”
陈默感到震惊。对方不仅在进行“纠正”,还在试图改革系统本身——通过非正式实验寻找有效方法,然后推动正式采纳。
“你想让我成为你的...合作者?”
“见证者和评估者。”影子纠正,“你是警察,了解法律和程序。你可以判断哪些方法可以合法化,哪些需要禁止。”
“如果我说不呢?”
“那我会继续独自实验,但可能走得更远,因为没有人提供反馈和约束。”影子说,“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你获得信息和影响力,我获得指导和界限。”
这是一个诱人的提议:深入接触“纠正者”网络,了解他们的方法和计划,甚至可能引导他们走向合法途径。但也是危险的:一旦开始合作,就可能越过法律界限,成为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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