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书院建立后的第七日,清晨。
东厢房——这是书院最早建成的几间房舍之一,原本用作学员宿舍,但因首批学员中部分年长者不习惯多人同住,便临时改成了静室和研讨间。此刻,东厢最大的那间屋子里,三十余人围坐成圈。
晨光透过纸窗洒入,照亮了每个人认真的脸庞。
坐在上首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姓郑,退休前是某重点大学的哲学系教授,专攻宋明理学。此刻,他手中拿着一本自己手抄的笔记,字迹工整如印刷体。
“诸位同修,”郑教授开口,声音温和但清晰,“这几日听了沈先生的讲学,又亲眼见证了‘仁者气场’与‘觉悟之光’,想必大家都有很多想法。今日我们聚在这里,不是要复古祭孔,也不是要建立什么门户派别。”
他环视在场众人:“我们只是想做一件事——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新阅读那些古老的经典,探讨‘仁义礼智信’在末世背景下的新内涵。”
屋子里安静了片刻。
一位中年学者举手:“郑老,我同意您的想法。但有个问题——儒家思想诞生于农耕时代,讲究的是宗法伦理、等级秩序。在如今这个文明存亡、人人皆兵的时代,还有多少适用性?”
这个问题很尖锐,也是许多人心中所想。
郑教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翻开手中的笔记:“我们先来看《论语》里的一段——‘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很简单,爱人。”郑教授说,“但‘人’是什么?在孔子的时代,‘人’可能主要指‘士’以上的阶层。但今天我们理解,‘人’是所有人——不论性别、年龄、职业、民族。”
他顿了顿:“在末世背景下,‘爱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守护每一个人的记忆,珍视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每个人都是文明的一部分,都是火种的载体。”
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若有所思:“那‘义’呢?‘见义勇为’在现在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看到该做的事就去做。”郑教授说,“但这个‘该做的事’,在今天有了更广阔的范畴——不仅仅是扶老携幼,更是守护遗迹、对抗灰雾、传承知识。每一位卫队战士在前线战斗,是‘义’;每一位研究者在实验室攻坚,也是‘义’;每一位普通人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同样是‘义’。”
讨论就这样展开了。
三十余人中,有像郑教授这样的资深学者,也有像张大山这样只有高中文化的工人;有研究儒家几十年的专家,也有原本对国学一窍不通、因为听了沈清言讲学才产生兴趣的普通人。
但此刻,他们平等地坐在一起,各抒己见。
“我觉得‘礼’不只是磕头作揖。”一位年轻的女学员说,“‘礼’的本质是秩序和尊重。在书院里,我们辩论时不能人身攻击,要尊重不同观点——这就是‘礼’。在‘薪火’组织里,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都要有基本的礼仪规范——这也是‘礼’。”
“对!”一位从企业高管转型做文化研究的中年人接话,“我在公司时最头疼的就是内耗。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同事之间勾心斗角。如果大家都能讲点‘礼’——不是虚伪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合作精神——效率能提升多少?”
说到“智”,讨论更加热烈。
“智不是小聪明,是大智慧。”一位研究科学哲学的学者说,“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知道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这才是‘智’。对抗‘虚无’,我们不能硬拼,要智取。”
“智还包括学习能力。”另一位年轻学员补充,“沈先生说过,文明要想延续,必须不断学习、创新。我们既要学习古人的智慧,也要掌握现代科技。二者结合,才是完整的‘智’。”
最后说到“信”。
这个话题,王师傅最有发言权。这位老焊工有些腼腆,但说到诚信,他的话朴实而有力:“我们干工程的,最讲信用。你答应明天交工,就得明天交工;你保证焊缝合格,就得真的合格。一次失信,往后就没人信你了。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也是这样。说的话要算数,做的事要负责。”
郑教授认真记录着每个人的发言。
讨论持续了整个上午。
结束时,郑教授合上笔记,郑重地说:“诸位,这几日的讨论让我确信——我们需要一个固定的研究小组,持续深入这项工作。”
他看着在场所有人:“我想提议,成立‘书院儒门’。这里‘门’不是门户之见,不是排他的派别,而是门径——一条通过理解先贤智慧来守护文明的门径。我们不是要复古,是要开新;不是要独尊儒术,是要以儒为基,融汇百家。”
“愿意加入的,请举手。”
三十余只手,齐刷刷举起。
没有犹豫,没有迟疑。
“书院儒门”,就这样在晨光中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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