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的深夜,小兴安岭深处的指挥部里,油灯将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于凤至坐在桌前,面前摊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手中握着的笔却久久没有落下。
窗外的山林寂静无声,连夏虫的鸣叫都显得小心翼翼。但她的内心却如翻江倒海。七十万日军集结的情报,像一记重锤敲醒了她——她并非全知全能,历史的细节在记忆的长河中已经模糊。这种认知让她感到一阵后怕,也让她下定了决心。
“不能这样下去了。” 她喃喃自语,终于落笔写下第一个标题:《必须记住的大事·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
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沙沙作响。她努力挖掘着记忆深处那些尘封的片段,那些在另一段时空中从教科书、纪录片、长辈讲述中获得的零散信息:
“六月下旬,苏德战争爆发...巴巴罗萨计划...德军闪击苏联...”
“十二月七日,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四一至四二年,华北、华中大旱...河南饥荒...”
信息破碎而不完整,具体日期模糊不清,兵力数字记忆混乱。但大致的轮廓、关键的节点,正在一点点浮现。于凤至的额头渗出汗珠——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太过依赖对东北战局的“先知”,却忽略了这场战争是全球性的,忽略了那些同样决定命运的历史转折点。
“必须主动出击,利用这些信息,为抗日大局争取最大利益。” 她眼神变得坚定。
天亮时分,一份绝密的行动方案已经成型。于凤至立即召来徐建业和许亨植。
“我们必须做三件事。”她的声音不容置疑,“第一,立即通过瓦西里渠道,向苏联最高层传递紧急情报。第二,通过美国商业机构那条线,给华盛顿提个醒。第三,通报国内各方,做好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备。”
徐建业和许亨植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副总司令的语气,仿佛已经预见了什么。
第一封信,发往莫斯科。
这封信由于凤至亲笔起草,由徐建业转译成俄文,通过瓦西里的绝密电台发出。信中不仅详细通报了关东军正在集结超过七十万兵力于东北的情报,更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判断:
“根据我方从特殊渠道获得的信息综合分析,德国纳粹政权很可能在近期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突然进攻。其战略意图可能是以闪电战迅速击败苏联西部主力,夺取莫斯科。日本此次在东北的空前集结,极有可能是与德国协调行动,准备在德军得手后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或至少以此牵制贵军远东部队,使其无法西调增援。”
信的结尾,于凤至写道:
“我们理解苏联目前主要关注欧洲局势,但远东若生变,将陷入两线作战之危局。建议:一、立即加强苏满边境戒备,可考虑先发制人,对日军集结区域进行有限军事威慑,打乱其部署。二、加大对东北抗日武装的援助力度,我部可在敌后全力牵制日军,使其无法从容北上。三、若局势恶化,我北满根据地可作为贵军在东北的情报前哨和游击支点。为确保双方合作,建议派遣更高级别代表,共商应对之策。”
这封信的措辞大胆而直接,几乎是在教苏联人如何打仗。发出时,连徐建业都有些忐忑:“副总司令,苏联人会信吗?毕竟德国和苏联还有互不侵犯条约...”
“他们会验证的。”于凤至平静地说,“只要他们的情报系统不是摆设,就会发现德军在东线的异常调动。而我们提供的关东军情报是实实在在的,这能增加我们其他判断的可信度。”
第二封信,发往太平洋彼岸。
这封信的措辞要隐晦得多,通过那个神秘的“美国商业机构”渠道转递。于凤至在信中写道:
“据我方情报分析及国际形势研判,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近期可能有大规模异动。其战略目标可能是南下,夺取东南亚资源产区,并与美、英等国在太平洋爆发冲突。建议贵方加强对太平洋舰队主要基地的戒备,特别是夏威夷方向。日本惯用偷袭战术,望务必警惕。”
她没有直接说“珍珠港”,也没有提具体日期——记忆太过模糊了。但这已经足够引起重视,如果美国情报部门不是太迟钝的话。
第三份通报,发往国内各方。
于凤至以东北战区副总司令的名义,同时向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北**中央、以及华北第一军张汉卿部发出紧急通报。除了通报日军在东北的空前集结,她还特意加了一段:
“另据我部派遣至苏联学习之气象、农业技术人员研究分析,受全球气候异常影响,我国华北、华中及西北部分地区,可能在今年年底至明年间遭遇罕见大范围旱灾。建议各方未雨绸缪,提前储备粮食,调整农作物结构,做好赈灾准备,以免天灾加剧民困,影响抗战大局。”
这是她能想到最合理的“借口”。那些去苏联学习的技术人员是真实存在的,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来解释预警,既不会暴露自己的秘密,又能引起各方重视——毕竟,粮食问题关系到生死存亡。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