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起辽左，我教少帅做大佬 第141章 北满春潮

攻克黑河镇的军事胜利，如同在北满沉寂的冰原上砸开了一道裂隙。而于凤至随之推动的一系列思想建设与土地政策，则试图将温暖的生命之泉，注入这片冻土深处。她深知，这绝非易事，是一场比攻城拔寨更为复杂、漫长的战役。

临时旅部所在的学堂，夜晚总是灯火熄灭得最晚。于凤至在完成了日常军务处理后，便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理论建设”中。她凭借记忆，结合对北满现实的观察，艰难地梳理、撰写着讲稿和文件——《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土地与农民的生路》、《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这些文字或许粗糙，甚至带着她个人理解的偏差，但其核心指向明确：打破宿命论，揭示压迫根源，指明斗争方向与自身利益的关系。

“文宣部”的组建被提上紧急日程。于凤至亲自与徐建业商议，从他麾下的情报人员和部队中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出身贫苦、思想相对活跃的骨干里，精心挑选了二十余人。她对这些“种子”寄予厚望。

在第一期“军政干部学习班”兼“文宣骨干培训班”的开班仪式上，于凤至没有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而是与学员们围坐在一起。她没有空谈大道理，而是从黑河镇街头冻毙的尸骸，从乡下佃户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的现状讲起，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进而阐述“怎么办”。

“我们的笔和我们的口，同样是战斗的武器。”于凤至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而认真的面孔，“我们要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乡亲们，他们穷，不是命不好，是鬼子、汉奸和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造成的！我们独立旅，不仅要打鬼子，也要帮大家争一条活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打击汉奸，就是为了这个！”

她将整理好的材料分发下去，要求他们不仅要读懂，还要能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同时，组建了数个“群众工作队”，由这些文宣骨干带队，配属少量武装士兵保护，开始向黑河镇周边控制的乡村辐射。

工作开展并非一帆风顺。初期，村民们大多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长久以来的压迫让他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对任何“官家”都心存戒备。工作队员们吃了不少闭门羹，听了不少冷言冷语。

于凤至及时调整策略，强调“做重于说”。她命令工作队，每到一村，首先帮助村民解决最急迫的困难——组织民兵巡逻防匪，帮助孤寡老人修缮房屋，用旅部有限的药品为生病的孩子诊治。同时，选择一两个民愤极大、确有汉奸行为的恶霸地主作为突破口，由部队支持，发动苦主进行控诉，公开审判，并果断没收其土地和浮财。

当金黄的粮食、厚重的棉衣、甚至是耕牛和农具，真的被分到那些衣衫褴褛的贫雇农手中时，怀疑的目光开始融化，麻木的脸上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激动。工作队员趁机召开大会，宣讲政策，组织农会。星火，开始在这些偏远的村落里悄然闪烁。

为了确保思想不走样，于凤至建立了定期汇报和轮训制度。所有外派的工作队员，每月必须返回黑河镇集中学习一至两天，汇报工作，交流经验，接受新的指示和理论辅导。于凤至和徐建业亲自听取汇报，及时纠正偏差，解答疑惑，确保这星星之火，燃烧的方向正确。

苏联顾问瓦西里和他带来的人员，自然也观察到了独立旅内部这悄然发生的变化。他们惊讶地发现，这支由前东北军、收编武装和农民组成的队伍，似乎在尝试一种他们颇为熟悉的组织模式和宣传话语。瓦西里在与于凤至的交流中，饶有兴致地询问这些措施的细节和理论依据。

于凤至坦然相告，表示这是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探索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道路，并谦虚地表示希望学习苏联老大哥在群众组织和思想教育方面的先进经验。她巧妙地将这些举措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理想”联系起来，既满足了苏联人的意识形态优越感，也隐晦地展示了独立旅的“进步性”，为争取更多援助增加了筹码。瓦西里将这些情况详细记录，通过密电发回国内，无疑引起了远东方面更深层次的兴趣。

军队的思想建设同步展开。由于凤至主导，徐建业和赵永胜具体负责，在连队试点建立“士兵委员会”。起初，一些旧军官出身的干部对此颇有微词，认为会削弱长官权威。于凤至态度坚决，亲自找这些干部谈话，阐明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对于提高战斗力、凝聚军心的长远意义。赵永胜也以其在部队中的威望，现身说法，支持改革。

试点连队开始定期召开士兵委员会会议，士兵可以就伙食、训练、管理甚至作战计划提出意见和建议。虽然初期显得有些混乱，但士兵们的主体意识确实在被唤醒。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再仅仅是听令行事的工具，而是这支队伍真正的主人之一。连队的凝聚力，在一种新型的官兵关系中悄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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