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在凌晨的寒风中摇晃,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和轮胎碾过路面的颠簸声构成了单调的背景音。林逸蜷缩在散发着化工原料气味的麻袋缝隙里,眼睛透过帆布帘的缝隙,注视着外面飞速后退的、被车灯切割的黑暗。偶尔有对面来车的灯光掠过,短暂地照亮车厢内众人疲惫而紧绷的脸。
豆子在阿红的怀里睡着了,小脸依旧苍白,但呼吸平稳。老吴靠着麻袋,闭目养神,眉头却一直紧锁,腰间的伤在长时间颠簸下显然并不好受。阿红抱着豆子,也昏昏欲睡,但每次车身剧烈颠簸,她都会立刻惊醒,下意识地护紧孩子。
林逸不敢睡。他必须保持清醒,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孙师傅交代过,路上可能会有检查。虽然马三爷说这条线可靠,但在这个年代,长途货车被路政、公安甚至各种设卡盘查是常有的事。他们这副样子,一旦被发现,很难解释清楚。
夜色最深时,货车似乎驶离了国道,进入了一段更加崎岖颠簸的路段。孙师傅没有解释,林逸猜测可能是在绕开某个检查站。这种“跑线”的司机,对道路的熟悉和规避风险的本事,是生存的基本功。
大约凌晨四点多,东方天际开始泛起一丝极淡的青色。车厢外的景物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平原,无边的、收割后裸露着褐色土地的平原,偶尔闪过几排光秃秃的杨树和低矮的村庄。空气中的气味也从山林间的清冷湿润,变成了北方平原冬季特有的干冷和淡淡的煤烟味。
北京近了。
这个念头让林逸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帝都,皇城根下,潘家园,钱老板,周老板……还有无数未知的危险和机遇。他们像几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被命运的风暴卷入了这个巨大而复杂的漩涡中心。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天色大亮。货车驶入了一片看起来像是城乡结合部的地方。道路两旁开始出现更多杂乱的建筑、小工厂、堆满货物的院落,以及早起忙碌的人群和自行车流。空气变得更加浑浊,各种声音——喇叭声、人声、机器的轰鸣——透过帆布帘隐约传来。
车速慢了下来。最终,在一个堆满废旧轮胎和锈蚀铁皮的偏僻院落里,货车停了下来。
驾驶室门打开,孙师傅跳下车,走到车厢后,掀开帘子。“到了。这里是丰台边上,再往前就进市区了。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
林逸几人连忙道谢,互相搀扶着下了车。双脚落地,清晨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他们打了个寒颤。
孙师傅看了看他们,从驾驶室里拿出一个旧军用水壶递过来:“喝点热水。顺着这条路出去,右转,走到头有个公交车站,坐340路到六里桥,再倒车去西城。具体怎么走,你们自己打听。”他顿了顿,压低声音,“马三爷交代的事,我只管送到。后面的路,你们自己小心。最近……不太平。”
说完,他不再多言,转身上车,发动引擎,货车缓缓驶出院子,很快消失在杂乱街巷的尽头。
院子里只剩下他们四人一狗,站在堆积的废弃物中间,显得格外突兀和狼狈。远处传来城市的喧嚣,近处却是荒凉的角落,这种反差让人有些恍惚。
“先离开这里。”老吴紧了紧身上马三爷给的旧棉大衣,虽然破旧,但厚实,抵御着清晨的严寒。
他们按照孙师傅的指点,走出院子,右转,沿着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向前走。路两旁是低矮的平房和围墙,墙上刷着各种褪色的标语。早起的人们用好奇或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这几个穿着不合身旧衣服、满脸疲惫伤痕的外来者,尤其是看到高大的黑子时,不少人下意识地避开。
走了约莫二十分钟,果然看到了一个简陋的公交站牌,上面写着“340路”。站牌下已经有三四个等车的人,裹着厚厚的棉衣,揣着手,面无表情。
林逸摸了摸口袋,马三爷给的几十块钱还在。他盘算着,坐公交应该够。但首要问题是,他们这副尊容,恐怕连公交车都不太好上。
“我们先找个地方,稍微整理一下。”阿红也意识到了问题,小声道,“至少把脸和手洗干净,衣服上的泥拍一拍。”
正好,路边有个公共厕所。虽然肮脏不堪,但至少有水龙头。他们轮流进去,用冰冷刺骨的自来水简单清洗了脸和手,拍打掉衣服上最明显的泥土。林逸还用水将头发稍微打湿理顺。这样一番收拾,虽然依旧衣衫褴褛,但至少没那么像刚从泥里滚出来的了。
豆子被冰冷的水激得直缩脖子,但很听话地任由阿红给他擦洗。
回到车站,340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上车时,售票员(九十年代北京公交还有售票员)看了他们几眼,尤其是多看了黑子一眼,皱了皱眉:“狗不能上车。”
“同志,通融一下,这狗很乖,不咬人,我们去看病,实在没办法。”林逸连忙解释,同时递过去一张五元的钞票,“车票钱,多的不用找了。”他知道,有时候“行方便”需要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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