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立中心医院的特护病房区,安静得像与世隔绝的孤岛。没有普通病房的嘈杂,没有频繁的探视,甚至连医护人员进出都轻手轻脚,动作迅捷,尽量不发出多余的声音。阳光每天透过那扇特制的、从外面看不清里面的玻璃窗,准时地在地板上移动着光斑,成为陈远感知时间流逝的唯一可靠参照。
他的身体在精心的治疗和充足的营养下,以远超之前的速度恢复着。胸口和肋下的伤口愈合良好,拆线后只留下淡红色的、狰狞但已不再疼痛的疤痕。肺部功能恢复明显,虽然剧烈活动后仍会气喘,但日常呼吸已基本顺畅。双腿也重新有了力量,他可以在病房里不借助外力缓慢行走,甚至能扶着墙壁做一些简单的伸展。
身体的复苏,本该带来希望和活力。但陈远的心,却像被这过于整洁、安静、有序的环境慢慢冻结。他感觉自己不像一个病人,更像一件被妥善保管、等待启用的精密仪器。
郑组长每天都会来一趟,时间不定,有时是上午,有时是傍晚。他不再像最初那样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问题轰炸,更像是例行“巡检”。他会询问陈远的身体状况,聊几句不痛不痒的闲话,然后看似随意地提起某个细节,让陈远再回忆或确认一下。问题往往围绕着孙建国、阿勇、城东旧事,或者江大川公司的一些边缘人物和业务。
陈远的回答也越来越“规范”。他不再试图用“混乱”和“恐惧”来掩饰或试探,而是尽量清晰地复述自己知道和记得的一切,对于不确定或模糊的部分,就坦承“记不清”。他学会了在郑组长面前,表现出一种适当的感激(对“保护”)、配合(对“调查”)、以及隐藏得很好的、深藏的疲惫和疏离。
他知道,郑组长需要的不是一个精神崩溃的可怜虫,而是一个稳定、可靠、能提供有效信息的“合作者”。他正在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因为这似乎是目前唯一能让他和家人在这个漩涡中暂时“安全”的方式。
然而,这种“安全”的代价,是彻底的透明和无处不在的监控。病房里是否有监听或摄像头,他不确定,但他假定有。门外的守卫换班规律,沉默而警惕。送餐、送药、打扫都有固定的人员和流程,没有任何交流的余地。他甚至无法得知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唯一能接触到的“外部”信息,是郑组长偶尔带来的、经过筛选的只言片语。比如“孙建国案取得重大进展”,“阿勇在边境落网”,“江大川公司接受全面审计”等等。这些消息像投入深潭的石子,在陈远心中激起短暂的涟漪,随即又沉入更深的寂静。他不知道这些进展意味着什么,对他和家人的处境有何具体影响,郑组长也从不解释。
他开始疯狂地思念李静和孩子们。这种思念,在绝对的寂静和孤独中被放大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他想象着李静收到他那条短信时的惊恐和无助,想象着小宝在陌生环境里的害怕,想象着陈曦是不是又长大了些,是不是会认人了……每一个想象的画面,都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他早已伤痕累累的心。
他们到底在哪里?那个“安全点”是什么样子?他们过得好吗?有没有害怕?李静会不会以为他出了什么事?王芳是否和他们在一起?还是……王芳也遇到了麻烦?
这些问题,日夜煎熬着他,却得不到任何答案。他曾鼓起勇气,在一次郑组长来时,小心翼翼地询问家人的情况。郑组长的回答很官方:“她们很好,很安全,你不用担心。现在你的任务是养好身体,配合调查。等案件有了进一步突破,你们自然可以见面。”
“进一步突破”?那是什么时候?遥遥无期。
陈远不再问了。他知道问也没用。他只能将这份噬骨的思念和担忧,死死压在心底,压到连睡梦中都不敢轻易泄露。
身体的恢复,让他有了更多独处和思考的时间。在那些漫长而寂静的白天和夜晚,他反复回忆着从受伤到现在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遇见的人,每一句听到的话。像反刍动物一样,将那些恐惧、痛苦、困惑的片段,一遍遍咀嚼,试图从中品出更深的味道。
他渐渐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自己卷入的,绝非简单的工伤纠纷或个人恩怨。孙建国、阿勇、江大川……他们背后是一个庞大而黑暗的利益网络,涉及非法垄断、暴力犯罪、权钱交易,甚至可能更深、更骇人的东西。而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建筑工人,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和可能存在的“模糊记忆”,恰好成为了撬动这个网络某个关节的、意想不到的支点。
所以,他才会被多方争夺、威胁、控制。所以,孙建国会被抓,阿勇会失踪,江大川会焦头烂额。所以,昨晚会有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发动袭击——那可能不是孙建国的残党,而是网络深处其他害怕被牵连的势力,或者,是想趁机浑水摸鱼、甚至夺取“支点”控制权的另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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