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留观病房的空气,是一种被消毒水、药品、汗液和若有若无的排泄物气味反复浸透后的滞重。日光灯管发出恒定而惨白的光,均匀地洒在每一个被蓝色帘子隔开的小小方格上,无从躲避。各种仪器的声音构成了永不停歇的背景音——心电监护规律的滴答声,呼吸机有节奏的嘶鸣(邻床在用),氧气流过湿化瓶的汩汩声,还有不时响起的、来自不同床位的呼叫铃声和护士匆匆赶来的脚步声。
陈远被安置在三号床。氧气面罩扣在他口鼻上,随着他急促而费力的呼吸,面罩内侧迅速蒙上一层白雾。裸露的手臂上连着静脉留置针,药液正缓慢而持续地注入他滚烫的血管。床边的心电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着起伏的绿色线条和不断变化的数字——心率快,血氧饱和度偏低。这些冰冷的数字和线条,成了李静判断丈夫生命迹象的唯一、也是最揪心的依据。
二十四小时。
这个时限像一道无形的紧箍咒,牢牢套在李静的太阳穴上,随着每一秒的流逝而缓缓收紧。王社工匆匆离去时那凝重而充满压力的眼神,赵医生关于“缓冲期”和“维持性治疗”的明确告知,都让这二十四小时不再仅仅是时间,而是一场与死神赛跑、与制度博弈的残酷倒计时。
她坐在床边的硬塑料凳上,身体因为极度的疲惫而微微佝偻,但脊背却下意识地挺直,仿佛这样才能扛住那无形的重压。一只手轻轻搭在陈远没有输液的那只手臂上,感受着皮肤下异常快速的脉搏跳动和那骇人的高热。另一只手搂着已经在她怀里重新睡着的陈曦。小宝则蜷缩在她脚边的地上,头靠着她的小腿,也睡着了,只是即使在睡梦中,小眉头也紧紧锁着,小手还无意识地攥着她的裤脚。
安顿下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那个电量所剩无几的手机,盯着屏幕,大脑飞速运转,搜寻着记忆中任何可能提供帮助的名字和号码。亲戚?陈远的父母年迈体弱,住在闭塞的村里,去年为了凑陈远出门的盘缠和家里翻修屋顶,已经欠了些债,家里的固定电话还是那种需要去村委会接听的。自己的娘家更是指望不上,母亲早逝,父亲再婚后关系疏远,继母刻薄,根本不会管。兄弟姐妹?有个哥哥,也在外打工,自己一家子都紧巴巴的,前两年孩子生病还问她借过钱没还上。
朋友?陈远性格内向,真正交心的朋友不多,而且大多是老家一起种地或打零工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他这次出来,跟的是同乡一个不太靠谱的“包工头”,那人现在音讯全无,说不定也和“老六”的事情有牵连。
一个个名字和面孔闪过,带来的只有更深的无力感和挥之不去的羞愧——怎么开口?说陈远在外地快病死了,欠了一屁股债,需要钱救命?先不说对方信不信,就算信了,谁又有能力立刻拿出几千上万的救命钱?更何况,他们现在连个明确的、能还钱的承诺都给不出。
可是,王社工的话在耳边回响:“哪怕只是表示一种还款意愿和信用,对申请救助也有帮助。”还有赵医生那句“需要更‘硬’的……资金到账承诺”。
她必须试试。哪怕希望渺茫,哪怕尊严扫地。
她先试着拨通了老家村委会的号码。响了很久才有人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似乎是村里的会计。李静语无伦次地说明情况,请求村里能出一份家庭困难证明。对方听得不耐烦,打断她:“证明?哪能随便开?陈远是不是在外面惹事了?他家的情况我们知道,但开证明要手续,要调查,你人在外地,电话里说不清。等他回来再说吧。” 说完,不由分说挂了电话。
李静握着手机,手指冰凉。回来再说?陈远可能根本就回不去了。
她又翻出手机里存储的寥寥几个号码,一个是陈远一个远房表叔的,在邻县做小生意。她拨过去,表婶接的,听完她的哭诉,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叹着气说:“静啊,不是婶子狠心,你叔今年生意特别难做,铺子租金都欠着呢。家里老人也病着……我们最多……最多能凑五百块,你看……唉,杯水车薪啊。你们……你们还是赶紧找政府吧。”
五百块。距离五千,甚至只是起到“表示意愿”作用的一两千,都差得太远。但这是第一笔明确可能到账的钱,哪怕再少。
“谢谢婶子,谢谢……”李静哽咽着,记下了对方答应转账的银行卡号(她只有一张很久没用的、几乎空了的农行卡)。
接下来几个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听明来意后婉拒,语气或同情,或无奈,或带着隐隐的怀疑。有一个陈远以前的工友,甚至直接说:“陈远是不是沾上不该沾的东西了?你别骗我,我听说他在那边……”
李静像被扇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慌忙解释,对方却已挂了电话。
一圈电话打下来,除了那五百块的渺茫承诺,一无所获。手机电量也变成了红色预警。她不敢再打,必须留着电等王社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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