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到星辰大海 第112章 经济改善

新家峁的集市比往常热闹三倍。四里八乡的村民都涌来了，不光是为了置办年货，更是想亲眼看看传说中的“新家峁奇迹”。

集市东头的布摊前围得水泄不通。摊主是纺织工坊的销售组，清一色妇女，穿着统一的蓝布围裙，精神抖擞。

“看看这细棉布，三文一尺，结实耐穿！”

“靛蓝布五文一尺，颜色鲜亮不褪色！”

“新家红’八文一尺，过年做新衣最喜庆！”

价格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个外村老汉摸着“新家红”，犹豫道：“这……这比县城便宜三成，不会是次货吧？”

销售组长秀云笑了：“大爷，您扯一尺回去，跟县城的比比。要是质量差，明天来，我十倍赔您！”

老汉咬咬牙，扯了六尺红布，又给老伴扯了八尺蓝布，给孙子扯了十尺细棉布。算账时，秀云熟练地拨动算盘：“红布六尺四十八文，蓝布八尺四十文，细棉布十尺三十文，总共一百一十八文。您给一百一十五文就行，零头抹了。”

“还能抹零？”老汉惊喜。

“咱们这儿都这样，买卖痛快。”秀云麻利地包好布。

老汉掏出一个旧钱袋，倒出铜钱，又摸出几张新家峁流通券：“这个……能用不？”

“当然能！流通券和铜钱等价，还轻便。”秀云接过流通券，仔细验看（防伪标记），然后找零——也是流通券。

老汉揣好布和找零，啧啧称奇：“你们这儿，女子都会算账，了不得！”

旁边卖农具的摊位，孙铁匠的儿子小铁正演示钢锄头：“您看，这锄头刃口包钢，挖石头不卷！一把顶三把用，贵是贵点，但划算！”

“多少钱？”

“一百二十文，用流通券一百文。”

“这么贵？”农民咋舌。一把普通铁锄头才四十文。

“贵？”小铁拿起一块青砖，一锄下去，砖裂成两半，锄刃完好。“您算算，一把普通锄头用半年，这把至少用三年。三年省两把锄头，还省力气，哪个划算？”

农民们掰着手指算，很快想明白了。掏钱的掏钱，记账的记账（新家峁允许熟客赊账，秋收后还粮或还钱）。

集市西头是食品区：新磨的白面、腌制的咸菜、今年试种成功的花生和芝麻、还有少量猪肉羊肉。价格都比外面低一两成，质量却更好。

钱老倔背着手在集市巡视，脸上笑开了花。他手下的税收员（都是学堂毕业生）在各个摊位间穿梭，记录交易额，收取百分之一的交易税——这是联盟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钱老哥，今天能收多少税？”李健走过来问。

“少说十贯钱！”钱老倔压低声音，“这才半天。照这势头，到年底，咱们库里的铜钱得换大箱子装了。”

李健笑了。流通券虽然好用，但对外交易还需要铜钱和银子。新家峁现在贸易顺差，不断有外部资金流入，财政越来越健康。

小年夜的晚饭时间，李健受邀到王石头家做客。王石头现在是农业组的副组长，媳妇翠兰在纺织工坊当质检员，大女儿十四岁，在学堂读书，小儿子八岁，刚入学。

饭菜很丰盛：白面馒头、红烧肉、炒鸡蛋、白菜豆腐汤，还有一碟花生米。这在五年前，过年都吃不上。

“李兄弟，尝尝这肉，自家养的猪，昨天刚杀。”王石头热情夹菜。

李健问：“今年收入怎么样？”

翠兰从里屋拿出一个小木匣，里面是本手写账本——是女儿教她记的。“我念给您听：石头每月工分四十分，我三十五分，加起来七十五分。联盟按一分兑一升米算，每月有七斗五升米的基本收入。”

“还有奖金。”王石头补充，“我管的那片试验田，亩产比平均高两成，得了二十工分奖金。翠兰她们组质量全优，每人奖了十分。”

“那就是……一百零五分？”李健心算。

“对！”翠兰翻到支出页，“每月吃用：粮食消耗四斗（咱家吃不完，存着），油盐酱醋三十文，菜钱五十文（自家种的不算），肉钱一百文（每月吃两次肉），布匹杂货一百文。总共二百八十文左右，合二十八工分。”

“还有结余。”王石头得意，“剩下的工分，我们换了流通券存着。今年存了六百多分，打算开春把房子翻修一下，再给闺女置办点嫁妆——虽然还早，但先备着。”

李健点头。收支有余，还有储蓄，这是典型的小康之家了。

“女儿读书花钱吗？”他问。

“不花！联盟包学费，还发书本。”王石头的大女儿插话，“我以后想当学堂先生，像周娘子那样。”

翠兰摸摸女儿的头：“好好念书，娘支持你。”

这样的家庭，在新家峁不是个例。根据钱老倔的普查，联盟内八成家庭有稳定结余，五成家庭有明确储蓄计划（建房、婚嫁、养老），三成家庭开始考虑“投资”——比如合伙买头牛，或参股新建的榨油坊。

家庭经济的改善，直接拉动了消费升级。

李健视察新建的“综合供销社”。这是联盟官营的商店，商品种类比集市更全，价格更稳定。

掌柜赵小满（钱老倔的徒弟）汇报：“卖得最好的是三类：一是钢制农具，农户舍得投资好工具；二是细布和成衣，以前穿补丁衣，现在要体面；三是糖、茶、干货等‘奢侈品’，以前不敢想，现在偶尔买点解馋。”

李健看到货架上有来自南方的红糖、福建的粗茶、甚至还有几匹松江棉布（高档货）。“这些哪来的？”

“商队换的。”赵小满说，“咱们的铁器、布匹在外面抢手，商队愿意拿好东西换。这松江布，一匹能换咱们三匹细布，但有些富裕户就愿意买——给女儿做嫁衣，体面。”

“有需求是好事。”李健说，“但要防止奢靡之风。咱们富了，不能忘本。”

“明白。”赵小满点头，“我们定了规矩：凡联盟供应的基本物资（粮、布、盐、铁），价格严格控制，保证人人买得起。奢侈品则适当加税，限制过度消费。”

正说着，一对年轻夫妻进来，要买一面玻璃镜——这是稀罕物，从山西商人那里换来的，要价三两银子。

“太贵了吧？”妻子犹豫。

丈夫却很坚持：“买！你嫁给我时，连面铜镜都没有。现在咱有钱了，就该有好东西。”

最终，丈夫用积攒的流通券加铜钱，买下了镜子。妻子捧着镜子，眼圈红了。

李健看着这一幕，心里复杂。一方面，他欣慰于人们开始追求美好生活；另一方面，他警惕消费主义的苗头。

当晚的委员会上，他提出：“咱们要让百姓富，但不能只富口袋，还要富精神。学堂要开‘勤俭持家’‘合理消费’的课程，互助会要倡导‘储蓄防灾’‘投资生产’的风气。”

吴先生赞同：“《左传》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富而能俭，方为长久。”

郑老汉更实在：“庄稼人，有了余粮要存着，谁知道明年啥年景？不能有点钱就嘚瑟。”

会议决定：联盟将推出“鼓励储蓄计划”——在钱庄存满一年的流通券，利息百分之五；存粮满一年，利息百分之三。同时，对奢侈消费征收百分之十的“俭德税”，税款用于助学济贫。

家庭经济改善，也催生了多样化的经济形态。

以前新家峁主要是集体劳动、工分制。现在，除了集体工坊，还出现了个体手工业、家庭养殖、小商小贩。

比如，老胡的徒弟大牛，石匠手艺好，在完成集体任务后，接私活——给人家凿磨盘、刻墓碑，收入归己。他攒了钱，买了头驴，专门给人运石料。

周娘子的丈夫原是难民，腿脚不便，干不了重活。他学会了编竹器，在家编篮子、筐子、凉席，由妇女互助会代销，每月也能挣二十工分。

最有意思的是“家庭养殖”。联盟鼓励农户利用剩余粮食和泔水养猪养鸡，规定：每户可养两头猪、十只鸡，超过部分集体收购。猪粪鸡粪归集体，折算工分。

王石头家就养了两头猪、一窝鸡。翠兰算账：“猪草野菜不用钱，泔水是白来的，喂到年底，一头猪能出一百斤肉。自家留二十斤过年，剩下的卖给联盟，能得八百文。鸡蛋每天收五六个，自家吃不完，攒起来换盐换针线。”

这种“庭院经济”看似微小，但聚沙成塔。据农业组统计，联盟内家庭养殖每年可提供猪肉一万斤、鸡蛋十万个，大大改善了伙食。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

以前新家峁的社会分层简单：管理层、技术骨干、普通劳力、老弱妇孺。现在，出现了新的阶层：

一是“技术工人阶层”，如高级纺工、铁匠、机械师，他们凭借技能获得高收入，受人尊敬。

二是“小业主阶层”，如个体手工业者、养殖专业户、小商贩，他们有一定生产资料，自主经营。

三是“白领阶层”，如学堂先生、医馆郎中、账房先生，他们靠知识和技术谋生，社会地位高。

虽然分化初现，但流动性很强。一个普通农妇可以通过学技术成为纺工骨干；一个铁匠学徒可以通过钻研成为机械师；一个农户的孩子通过读书可能成为先生。

李健在年终总结大会上说：“咱们新家峁，不看出身，只看本事。你有手艺，就能过上好日子；你有学问，就能受人尊敬；你肯吃苦，就能攒下家业。这就是咱们的‘道’。”

这番话，激励了无数人。

新家峁家家户户贴上了红窗花（妇女互助会组织的剪纸比赛作品），挂起了红灯笼（造纸坊新制的油纸灯笼）。肉香飘满村，孩子们穿着新衣在雪地里放鞭炮（火药坊小批量生产的安全鞭炮）。

李健站在议事堂前的高台上，看着这片灯火。六年前，这里只有几十间破窑洞，几十个等死的难民。如今，窑洞变成了砖瓦房，难民变成了自信的劳动者。

家庭经济改善，不只是多了几文钱、几斤肉。

更是多了希望，多了尊严，多了选择。是妇女可以挺直腰板说话，是孩子可以安心读书，是老人可以安享晚年。是每个普通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才是他穿越而来，最想看到的。夜空绽开一朵烟花——是火药坊的试验品，虽然简陋，但绚烂。烟花下，新家峁的人们仰头看着，脸上映着光，眼里充满憧憬。

李健知道，前路依然艰难。外部是愈演愈烈的乱世，内部也有新矛盾新问题。但有了这样的基础，有了这样的人心，他相信，新家峁能走得更远。

因为，他们不是在求生，而是在生活。不是在挣扎，而是在创造。这创造，始于每一把钢锄头，每一匹细棉布，每一本家庭账本。汇聚起来，就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这力量，将支撑着他们，穿越乱世的黑暗，走向光明的未来。

烟花熄灭了。但灯火长明。那是千家万户的灯火，温暖而坚定。在这温暖中，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带着希望，带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