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武的离开,像抽走了县医院最紧绷的那根弦,但留下的并非松弛,而是一种更加沉闷、黏滞的低气压。漩涡的中心转移了,但涟漪还在持续扩散,并且开始以一种更具体、更冰冷的形式,作用于陆九思的日常。
正式的通知在第二天上午送达。盖着医院和县卫生局联合红头文件的《关于暂停陆九思同志医师执业资格并接受审查的决定》,由医务科干事当面宣读,并要求他签字确认。理由罗列了几条:在周晓武病例诊治中,存在多项违反核心医疗制度的行为(未详述具体项,只概括为“擅自采用高风险未经验证技术”、“未经充分审批使用特殊物资”、“部分病历记录欠规范”等);且在后续调查中存在“态度不够端正”、“未能充分认识错误”等问题。决定要求他自即日起,暂停一切临床医疗活动,上交医师执业证书,集中学习相关规章制度,并随时配合上级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没有给申辩的机会,没有召开听证,甚至没有通知科室内部讨论。一纸决定,干净利落地将他从医生的行列中暂时剥离。
白大褂被要求上交,连同听诊器、叩诊锤和那支用了多年、笔尖已经磨出凹痕的钢笔。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将那些熟悉得如同身体延伸部分的物件,一件件从抽屉里取出,整齐地放在桌上。指尖抚过听诊器冰凉的金属面,仿佛还能感受到无数次贴近病人胸膛时传递过来的、或强或弱、或规则或杂乱的生命律动。
办公室里有其他医生在,但没有人说话。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刻意压低的咳嗽。偶尔有目光扫过,也迅速移开,带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同情?惋惜?事不关己的漠然?还是终于尘埃落定的放松?陆九思分辩不清,也不想分辩。
他将个人物品简单收拾进一个帆布提包。几本常翻的医学书籍,几本写满笔记和思考的硬壳笔记本,一个掉了漆的搪瓷杯,还有周晓武转运前他写下的那份厚厚的“应急预案”底稿——他没交出去,这是他的私人物品,记录的是纯粹的医学思考。
当他提着那个显得有些寒酸的提包,走出医生办公室,走下楼梯,穿过熟悉的、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门诊大厅时,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从这片白色世界的中心,一步步走向边缘,走向一种近乎透明的、被隔离的状态。
他被安排到行政楼后面一栋废弃多年的、原本用作仓库的红砖平房里“学习”。房间不大,窗户很高,蒙着厚厚的灰尘和蛛网,光线昏暗。里面只有一张掉漆的木桌,一把吱呀作响的椅子,还有一个用木板搭起来的简易书架,上面摆着几本崭新的、散发着油墨味的《医疗核心制度汇编》、《病历书写规范(试行)》、《医务人员行为准则》之类的册子。
带他来的医务科干事面无表情地交代:“陆医生,你就在这里安心学习,深刻反思。每天写一份学习心得和思想认识汇报。吃饭会有人送来。没有允许,不要随意离开这个院子。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
说完,便锁上门离开了。
锁舌扣合的“咔哒”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陆九思站在屋子中央,环顾四周。灰尘在从高窗透进来的几缕光柱里飞舞。空气中有一种陈年积尘和霉变混合的味道。
他没有立刻坐下。他走到窗边,踮起脚,透过脏污模糊的玻璃看向外面。是一个荒芜的小院,长满了齐膝深的杂草,堆着一些破旧的桌椅和医疗废品。院子用一圈低矮的、长满苔藓的砖墙围着,墙外是医院的后勤区和锅炉房,更远处是县城的民居屋顶。
一个理想的、与世隔绝的“反省”之地。
陆九思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扯动了一下,露出一个没有任何温度的、近乎自嘲的弧度。他转过身,走到那张破木桌前,用袖子拂去桌面厚厚的灰尘,然后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他没有去碰那些崭新的制度汇编。他知道,那些不是给他“学习”的,是给他“对照”和“认罪”的参照物。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那些白纸黑字的条文里。
他将帆布提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和那本厚厚的“应急预案”底稿。然后,他又拿出了一沓全新的、没有任何医院标识的稿纸,和一支新买的钢笔。
他要做的,不是“反省”,而是“解剖”。
不是解剖自己的“错误”,而是解剖整个“周晓武病例事件”。
他需要将过去十几天里发生的一切,以最冷静、最客观、最抽离的视角,重新梳理、记录、分析。从周晓武入院时的伤情判断,到手术中的每一个关键决策(牛心包片、冠脉灌注),从术后并发症的处理(高钾、毒物袭击),到颅内风暴的应对和转运决策,再到监察委介入、病理疑云、行政狙击……每一个环节,他都要像在实验室里处理标本一样,剥离情绪,剔除干扰,只留下最核心的事实、依据、逻辑链条和潜在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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