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入职那天,就察觉这栋楼不太对劲。
二十二层的老旧建筑矗立在城市边缘,外墙的瓷砖脱落了不少,像生了癞疮。电梯是九十年代初的款式,运行时发出沉闷的嗡鸣,每次停靠都伴随着剧烈的晃动。公司位于顶层,每天早晚,李琳都要忍受那漫长的上升过程。
没人告诉她这栋楼的秘密。直到第一个农历十五的夜晚。
那天她作为新人,主动留下来处理积压的文件。同事们走得异常早,五点半刚过,办公室就空了大半。前台那张泛黄的台历上,那个日期被红笔圈了出来,像一道伤口。
“早点走。”保洁阿姨收拾垃圾桶时低声说了一句,没看她。
李琳没在意。新人总想表现好些。
十一点四十分,她终于关掉电脑。整层楼只剩下应急指示灯泛着绿光,走廊长得看不见尽头。电梯按钮按下后,内部传来齿轮摩擦的刺耳声响,仿佛某种垂死生物的喘息。
电梯门打开时,里面的灯光昏暗不定。李琳走进去,按下1楼。门缓缓合拢,轿厢开始下降。然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电梯猛地一震,停住了。
楼层显示:4。
门开了。
外面不是一楼大厅,而是一条堆满建筑垃圾的毛坯层。冷风从没有玻璃的窗口灌进来,带着潮湿的霉味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腥气。走廊深处一片漆黑,但李琳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那黑暗里移动。
她疯狂地按关门键。五秒钟后,电梯门才不情愿地合拢,继续下降。这次顺利抵达了一楼。
保安老陈坐在值班室里,昏黄的台灯照亮他半张脸。看到李琳苍白的脸色,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从抽屉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红布包,推过桌面。
“农历十五,带身上。”他的声音沙哑,“别问为什么。”
布包入手沉甸甸的,能摸到里面颗粒状的填充物。李琳闻到了朱砂的味道。
之后的日子里,她开始留意那些被红笔圈出的日子。每个农历十五前后,同事们都会准时下班,没有人加班,没有人留下。她试探性地问过几次,得到的只有含糊的搪塞和突然转移的话题。
更奇怪的是镜子。
有一次加班到九点,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不锈钢轿厢壁上映出她疲惫的脸。然后,毫无征兆地,镜面中她的肩膀旁边,多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一个矮小的、扭曲的影子,紧贴着她站立。
李琳猛地转头。
身后空无一物。
再看镜子,影子消失了。
她开始调查这栋楼的历史。在市政档案馆泛黄的微缩胶片里,她找到了线索:这栋建筑最初是城西妇幼保健站,1978年投入使用,同年年底因医疗事故关闭。具体事故记录已被销毁,只有零星报道提到“电梯故障导致延误救治”。
一个雨夜,她在楼梯间遇到正在抽烟的保洁阿姨。阿姨看着窗外瓢泼大雨,突然开口:“你听过小孩唱歌吗?”
李琳摇头。
“我听过。”阿姨吐出一口烟,“就在四楼。下大雨的晚上,有时候能听见,像在哼什么曲子。可四楼从来没人,连灯都没有。”
阿姨掐灭烟头,看了李琳一眼:“姑娘,有些事,不知道比较好。”
农历十五又来了。
那天李琳本计划早早离开,但临下班时接到紧急任务。她看着同事们匆匆收拾东西,内心挣扎。最终,责任感战胜了恐惧——她不相信那些玄乎的事。
十一点五十五分,她关掉办公室最后一盏灯。
电梯门打开时,里面的灯光比往常更加暗淡。李琳走进去,握紧了口袋里的朱砂包。电梯开始下降,一切正常。然后,在到达四楼时,它又一次停下了。
但这次不一样。
门开后,外面不是毛坯层,而是一条老旧得不像这个年代的走廊。绿色的墙漆剥落大半,露出下面灰白的水泥。地面是那种六七十年代医院常用的水磨石,斑斑驳驳。昏暗的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作响,有几盏已经熄灭,剩下的间歇性闪烁。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福尔马林混合的气味。
李琳僵在电梯里。按关门键,没有反应。按其他楼层,全部失灵。电梯门就那么敞开着,像一张等待的嘴。
她必须出去看看——也许走廊尽头有楼梯。
水磨石地面很凉。每走一步,回声都在走廊里反复弹跳,听起来像有不止一个人在走动。两侧的门都紧闭着,门牌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只有一扇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红光。
李琳凑近,从门缝望进去。
那是一间产房。老式的产床,锈迹斑斑的器械推车,墙上贴着早已褪色的宣传画。房间中央,一团暗红色的雾气正在凝聚,慢慢形成一个扭曲的、不成形的轮廓。
然后,她听到了哭声。
婴儿的哭声,尖锐、凄厉,充满痛苦和愤怒。那声音从雾气中传来,从墙壁里传来,从她身后空荡的走廊里传来。四面八方,无处不在。
血雾开始扩散,漫出门缝,向她涌来。李琳掏出朱砂包,将里面的红色粉末撒向雾气。粉末在空中形成一团红云,然后——毫无作用地穿过雾气,飘散在地。
哭声越来越响。雾气中,隐约能看到一个极小的人形轮廓,蜷缩着,挣扎着。
李琳的后背撞到了墙。无处可逃。雾气离她只有三步远,两步远,一步——
“孩子活着!”
那句话不是她想说的。它从喉咙深处自己冲出来,嘶哑、绝望,像某种本能的求生反应。
哭声戛然而止。
扩散的血雾凝固在半空中,然后,像退潮般迅速缩回那扇门内。门“砰”地关上了。走廊的灯光恢复正常,消毒水的气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筑灰尘的味道。
李琳转头,发现电梯门还开着,里面的灯光稳定明亮。她冲进去,按下1楼。这次电梯听话地下降了。
第二天,她请了病假。在家里,她用颤抖的手搜索“1978年城西妇幼保健站事故”。
零碎的线索拼凑出一个轮廓:当年一名产妇因并发症需要紧急手术,但电梯在四楼发生故障,困住了医护人员和设备。延误导致产妇和胎儿双双死亡。家属闹过,但事情最终被压了下去。保健站不久后关闭,大楼几经转手,直到十年前被现在的公司老板买下。
李琳盯着屏幕上公司老板的照片——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公开资料显示他出生于1978年,幼年在城西福利院长大。
福利院的位置,就在当年保健站的隔壁。
一个月后,李琳和保安老陈先后辞职。老陈离开前,终于对李琳说了实话:“那孩子没能出生,但从来没离开。老板买下这栋楼,是想镇住什么东西。朱砂包只能提醒你它的存在,挡不住它。”
“为什么我喊‘孩子活着’,它就停了?”李琳问。
老陈看了她很久:“也许你让它想起了另一种可能。也许它想要的,只是一句承认。”
李琳搬到了城市另一头的新区,办公楼全是玻璃幕墙的新建筑,电梯安静迅速,从不无故停靠。她再也不敢独自加班到深夜,每到农历十五,无论多忙,她一定在日落前回家。
只是有时候,在拥挤的电梯里,当镜面映出太多人影时,她会下意识地看向自己肩膀旁边——
那里什么也没有。
但她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无数老楼里,在那些灯光闪烁的旧电梯中,在无人加班的深夜里,有些东西依然存在。它们被困在过去的某一刻,等待着被听见,被承认,或者,只是等待一个恰好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人。
老陈说得对:有些规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人付出过代价才学会。
而李琳现在明白了,那些被红笔圈出的日子,不是禁忌,是幸存者留下的标记——告诉你哪里是深渊的边缘,虽然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深渊里究竟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