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周的规划图还散发着新墨的味道,齐鲁大地的风却已经刮了千年。同样是从镐京或成周领了“分公司营业执照”和启动资金,同样被扔到远离总部的东方前线,同样面对着一大群心怀叵测的“前朝员工”和虎视眈眈的“本地竞争对手”,两位“第一代诸侯”却拿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业方案书。
一位是伯禽,周公旦的长子,受封于鲁(今山东曲阜)。
另一位是姜尚,人称太公望,灭商第一功臣,受封于齐(今山东临淄一带)。
他们几乎是同时出发,向东,向着那片被统称为“东夷”、弥漫着海腥味和未知风险的广袤土地。但他们的行李里,装的是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哲学”。
一、鲁国方案:自上而下的“文化格式化”
伯禽到鲁,花了三年,才回成周向周公汇报工作。周公问他:“何迟也?”(怎么这么晚?)
伯禽恭敬地回答:“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仪,父母之丧要守满三年才能除服,所以迟了。)
(《史记·鲁周公世家》)
短短一句话,勾勒出伯禽治鲁的核心策略:彻底的、不折不扣的周礼移植。他要对这片殷商旧势力盘踞(曲阜一带原属奄国,是殷商重要盟国)、东夷文化浓厚的土地,进行一场从生活习惯到精神信仰的 “格式化重装”。
“变俗”:殷人和东夷有哪些风俗?可能包括祭祀的对象、方式(重鬼神、多淫祀)、婚丧嫁娶的流程、日常生活的习惯(如发式、服饰)。伯禽要一一按《周礼》的规定来改。这等于告诉当地人:你们过去那套,不对,不好,得按我们“西边来的文明人”的规矩来。
“革礼”:礼,是等级秩序的外化。怎么祭祀、怎么朝见、君臣父子夫妇各有什么规矩,都有严格到繁琐的程式。推行周礼,就是强行植入一套新的社会操作系统,把所有人重新排列进“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固化序列里。
“丧三年”:这是周礼中关于孝道最核心、也最严苛的规定之一。伯禽不仅自己遵守,还要求治下的殷人、夷人也遵守。这是用最消耗时间和资源的仪式,来强行灌输“孝”与“礼”的观念,磨掉被征服者的“野性”与“异质”。
这套做法,效果如何?肯定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殷商遗民怀念旧制,东夷部族不服管束。三年,伯禽很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应付各种或明或暗的抵触、冲突和叛乱。他用的是“铁杵磨针”的笨办法,试图用时间和制度的压力,硬生生把鲁国这块硬骨头,磨成周礼的标准件。
他的底气,来自于父亲周公这面大旗,也来自一个信念:鲁国,必须是周礼在东方最纯净的 “样板间” ,是文明输出的灯塔。质量必须过硬,不能掺假。
二、齐国方案:因地制宜的“本土化生存”
姜太公到齐,只用了五个月,就回镐京报政。周公也很惊讶:“何疾(快)也?”
太公的回答与伯禽形成鲜明对比:“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仪,顺从当地的风俗来治理。)(《史记·齐太公世家》)
姜太公的齐国方案,核心就两个字:务实。
“简其君臣礼”:他不搞伯禽那套繁文缛节。君臣之间,高效沟通、快速决策比严格的礼仪排场更重要。这节省了大量行政成本,也更容易被那些原本就不太讲究这套的东夷首领和殷商旧贵族接受。说白了,先活下去、站稳脚跟,再慢慢讲“文明”。
“从其俗为”:这是最厉害的一招。我不强行改变你,我先融入你,甚至利用你。齐地近海,有鱼盐之利;东夷擅长经商、手工业有特色。太公顺势而为,“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货殖列传》),鼓励贸易,发展经济。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赚,谁当老大、用什么礼仪,反抗的意愿就会大大降低。
他也不是完全放任。周礼的核心原则(尊王、等级)肯定要坚持,但在具体形式和细节上,可以变通。这种 “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 的策略,迅速稳住了局面,并吸引了大量人口归附(“人民多归齐”)。
姜太公看得很清楚:齐国地处东夷腹地,强敌环伺(如强大的莱夷),生存是第一要务。搞文化高压,等于逼着所有潜在反对者联合起来。不如降低姿态,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用实利换认同,用实力保安全。这是“抓大放小,发展是硬道理”的古老智慧。
三、周公的评判与深意
听完两个“分公司总经理”的述职报告,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周公什么反应?
史书记载,听完伯禽的汇报,周公叹息:“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唉,鲁国的后代将来要北面称臣侍奉齐国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近人,百姓必然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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